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万历的折腾（第5页）

的万历年间，同样也是以良莠斑驳的色彩、薰莸杂陈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顾炎武的《日知录》，对朱翊钧的看法很恶，他对断送了大明江山的这位昏君十分愤慨，也是情理中事。

但他在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

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

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

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

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

，即白银，却使我们获知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

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

为什么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量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于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万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万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万吨。

因此，在那100年间，中国通过‘丝一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

这大把银子，若是进入国家财政当然国就富，若是放在民众手里当然民就强。

而国富民强之后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粮足、兵强马壮。

有了巩固的国防，外敌不敢觊觎，边寇不敢启衅，这是中国盛世王朝必走的强国、强军、强民之道。

然而万历年间，上下一致地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明代的奢靡，嘉、万之际，就成风气。

生于嘉靖晚年，死于万历初年的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说他“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

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禂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

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

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

如果再看一看万历四十二年，为他爱子朱常洵就藩洛阳，那花掉的银子足够当时中国人吃上好几年。

这从上到下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丰裕，都是由于太有钱的缘故。

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但却是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

如此海量的赀财，不花白不花，遂大肆挥霍，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

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

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张居正能够做完他想做的匡国救时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钧只是一个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别的优秀，只要求不那么混账和混蛋，多少听得进人话，多少做一点人事，多少差强人意的话，也许一部晚明史，就不是从他朱翊钧开头叙述了。

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可历史留下的教训，对于后人总是有益的。

万历之失，其实有二：一失于未能因势利导，跟上第一次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全球化运动；二失于未能居安思危，一误再误，一错再错，大明王朝从他这里，走上衰亡的不归路，谁也救不了它。

因势利导，居安思危，不也是当下中国人应该在意的命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