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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张岱的末路（第2页）

虽然大家羞于承认这一点，但大家也不否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道理。

事实就是如此，说白了，文人不过是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从统治阶级那里讨生活罢了。

包括那些口头革命派，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派，也包括那些不拿人民币而拿美元和欧元的西化鼓吹派，说到底，都是给人打工的伙计。

老板开腔了，现在我是掌柜的，你要服我的管、听我的话。

如此，你就可以留下来；否则，对不起，我就炒你的鱿鱼，卷铺盖走人。

如果真是一家杂货铺的老板，这样的狠话，也许不必放在心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可大清江山，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你到哪里去？明末清初，有多少文人，想彻底逃脱必须交卷的命运，也就仅有一个朱舜水，浮海去了日本，免除磕头的烦恼，绝大多数文人无一例外地皆要面对这道难题。

俗语说，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不知典出何处，但却是中国旧时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箴言。

加上北宋时期的《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再加上宋真宗的《劝学诗》，这就像孙悟空脑袋上的紧箍咒一样，使得封建社会里的中国人，在启蒙识字那天开始，就将自己将来给谁打工，为谁效力，看谁脸色，朝谁磕头，都基本定向。

而且也像“俺老孙”

一样，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辈子在怪圈中打转。

文人在宋以前，还能保持一点自己；在宋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自己。

当然，也有的人不那么心甘，想有一点自己，那么被戴帽子、被打屁股、被砍脑袋，便是注定的命运。

可怜啊，当时的文人。

他们就只好一分为三：第一种人，磕头的顺服者；第二种人，不磕头的抵抗者；第三种人，让他磕，不得不磕，能不磕，绝对不磕的既不顺服，也不抵抗者。

大明王朝第一个剃发磕头的武人，为吴三桂，准确日期为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时分，准确的地点为山海关老龙头军前。

而大明王朝第一个剃发磕头的文人是谁呢？好像应该是钱谦益，然而不是。

这位领袖文坛的扛鼎人物，这位有头有脸的大明官员，是在吴三桂剃头后一年，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清军过江进入南京城时，将自己头上的白发剪掉，以示顺服。

这位前朝的东林党人、首辅候选、晚明“第一号种子作家”

，其实是一个不大耐得住寂寞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又有几多文人能耐得住寂寞呢？牧斋先生认为自己既然胡服左衽地降清了，还不如索性豁出去为新朝大干一场，也算有失有得吧！

随后，顺治三年，他来到北京，给福临磕头来了。

立授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着实的滋润。

他这一带头、一示范，不打紧，如吴梅村、如龚鼎孳，前有车，后有辙，也一一剃了发，排在后面向新朝磕头。

这样，凡有奶便是娘的人，凡光棍不吃眼前亏的人，凡在前朝不得烟儿抽的人，都走钱谦益这条路。

这第一种人，大约占了文人的大多数。

中国文人在非要你买账，不买账就要你好看的老板手下，通常都将磕头，列为首选的生存方式，这绝对是他们的聪明了。

这聪明来得不易，是以千百年来纷纷落地的人头为代价而得来的。

尽管这是一份苟且的聪明、难堪的聪明，你可以鄙视，你可以看不起，但大多数文人站在老板面前，这其中包括你、我，想到脑袋没了，其他一切也跟着完蛋时，也会选择这一份聪明的。

不过，大多数文人聪明了，不等于所有文人都采取这种聪明的活法；还是有不聪明的文人，偏要做不买账的“第二种人”

。

一般情况下，不买账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难。

因为得罪老板，至多将你开革，得罪皇帝那是要砍你脑袋的。

但即便如此，如张煌言、如陈子龙、如夏完淳，这班不怕死的硬骨头，刀横在脖子上也绝不下跪；膝盖不弯，当然也就磕不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