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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张岱的末路（第3页）

他们不但不剃发留辫，不但不磕头效忠，还要纠集人马，举刀执矛，进行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坚决抗争，决不投降。

这“第二种人”

，在文人总数中，只占极小比例，但却是应该得到格外的敬重，要没有这些脊梁骨支撑着，中国文人岂不全是软壳鸡蛋了吗？

接下来，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间的“第三种人”

了，如黄宗羲、如顾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干脆远走他乡，遁逃山林，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一方面，自食其力，种田糊口；一方面，苦心研读，潜心著述。

统治者的网罗再密，也有鞭长莫及的死角，于是也就不用朝谁磕头。

在这个队列中间，排在第一名者，非张岱莫属。

首先，他年事高于黄、顾、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亚于钱、吴、龚等人；第三，也是最重的，他的风流倜傥、他的奇情壮采，使他成为大江南北，无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梦忆》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

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

由此可知张岱名盛时，不但山阴装不下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声名，羡其华腴，慕其文采，效其潇洒而从者如云的。

那时，资讯极不发达，消息相当闭塞，这位大名士却有如此众多的粉丝捧场，可见其声名显赫。

他在《闰中秋》一文中说到他的一次聚会：“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丘故事，会各友于蕺山亭。

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

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

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

从他举办的这次嘉年华来看，这位大名士之大手笔、之号召力、之能折腾、之出风头，则是可想而知的。

做名士是风光的，可到了老板更迭、皇帝轮换之际，名士脑袋大，更是明显的目标。

黄宗羲屡战屡败，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去了；顾炎武举事不成，到乡野间觅室苦读去了；王夫之知事不可为，隐遁湘西潜心著述去了。

而这位江左名士，走又走不了，躲又躲不成，他只有采取这种与新朝既不合作也不反抗，与当局既不妥协也不顶牛的“龟缩政策”

。

实在无法背过脸去，必须面对这个绝不心诚悦服的皇帝，怎么办？或假作磕头状，尽量敷衍；或磕下头去，却不认账。

这样，“第一种人”

觉得他不省时务，不知大势所趋；“第二种人”

觉得他同流合污，缺乏革命气节，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他比“第一种人”

，要活得艰难，因为不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不能太无耻；他比“第二种人”

，要活得艰险，因为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头颅，别撞到枪口上。

于是，闪躲、避让，免遭没顶之灾；游离、回旋，终成漏网之鱼。

三十多年下来，活得是多么不易。

然而他居然活下来了，那就更不易；而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名士，则是尤其的不易。

话说回来，也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张龙赵虎之流，就可以称得起名士的。

《世说新语·任诞》载王恭的一句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看来名士在中国，有着长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