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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张岱的末路（第4页）

也许魏晋时的名士，只需有点酒量，背得出几句《离骚》即可。

经过南北朝，经过唐、宋、元、明，名士就不是随便拎一个脑袋，可以充数的了。

真正的潇洒，是文化、精神、学问、道德之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智慧、意趣、品位、见识之诸多素质的综合，是学养、教养、素养、修养之潜移默化的积淀。

所以，你有钱也好，你有权也好，可以附庸风雅，无妨逢场作戏，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马脚。

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拉拉队，轰然叫绝，说你酷毙了、秀透了，您也千万别当真。

以为自己就是真潇洒、大潇洒，而忘乎所以，那可要让人笑掉大牙的。

第一，你得有真学问；第二，你得有真才情；第三，你得有真名望。

有真学问，世人打心眼里佩服；有真才情，同行不得不心服；有真名望，官府轻易不愿拿你是问。

你只是写过几篇豆腐块的骂人文章，你只是出过几本过眼即忘的烂污小说，你只是喝过洋墨水能讲几句洋话，你只是在巴掌大的地方上自我封王。

对不起，这帮文坛暴发户、暴走族，想给张岱提鞋，也是不够格的。

张岱《又与毅儒八弟》信中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

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

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心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封信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活在他人影子下面、一个失去自我的文人，也是无从潇洒得起来的。

这就是在精神上不羁于凡俗的名士风度；这就是在文学上不追随风气的独立人格；这就是“胸中自有百万兵”

的笃定和自信；这就是在乌天黑地，伸手不见五指的混沌蒙昧中，不至于找不着北的清醒和镇定。

只是可惜，时不我予，具有如此大家风范的张岱，也唯有于淹蹇中埋没终生。

公元1644年，按天干地支排，为甲申年，中华大地惨遭一劫，先是李闯王进城称帝，后是顺治帝正式登基，遂彻底改变了社会秩序，打乱了生活节奏。

这年，张岱47岁，行将半百，是他一生的转捩点。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

一个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鼎盛巅峰，跌入冰天雪地、四视皆空的万丈深坑，居然没自杀、没上吊，凭一丝弱息而能坚持过来、生存下去，不能不为这位从未吃过苦头，却吃了大苦头的张岱庆幸。

知识分子最怕的，也是最难规避的事情，莫过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睁眼一看，时间不对，空间也不对，再退回娘胎也不可能，只有淹蹇一生的命运，等待着他，那才是既恨又憾的悲哀啊！

而他在30岁至40岁的最佳年龄段，受到过明中叶以后反理学、叛礼教的运动洗礼，正是在思想上有所升华，在文学上大有作为的年纪；城头频换大王旗，三个皇帝走马灯似的转场，这位算得上明末清初最有才智的中国人，掉进兵荒马乱的动**之中，顾命都来不及，焉谈文章？老天爷不开眼，你又徒可奈何？

本来，晚明的这次“思想解放”

，是一次连启蒙都说不上的“运动”

，它与差不多同时的欧洲文艺复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是在明代嘉、隆、万朝，经济渐次发达，商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曾煞有过生气的。

《金瓶梅》的问世，市井文学的兴起，商品消费的繁荣，市场经济的扩大，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时代在进步之中的必然。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失败，但他的政策措施，确实使王朝增加了积累。

这正是一次应该推进处于萌芽状态下的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难得机遇。

可是，第一，王朝太过腐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过堕落，只想到自己怎么快活，而坐失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良机；随后，更为不幸的是，来自关外的、在文化上更落后的统治者，实行了完全倒退的政策，中国也就只有沉沦一途可走了。

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即使这样一个早产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上，在反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

的理学桎梏上，在被称为“无耻之尤”

的李贽所嘲“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