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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曲的坚守（第5页）

当最初的躁动不安期过去，随后的徘徊观望期过去，很快也就接受新主子坐稳了江山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遂有了改换门庭，重觅出路，调头转向，再寻新机的抉择。

一个个或认输，或低头，或膺服，或投诚，急着向新朝效忠。

对这些大多数信奉“活着主义”

的文人，康熙看得透透的，只消诱之以利禄，威之以强权，不愁他们不诚惶诚恐地跪拜在丹墀之下。

但文人之中，并非皆是随风转舵，见机行事，改头换面，卑躬屈膝，信奉“活着主义”

的机会主义者。

他们将品格的完整、言行的一致、信仰的忠贞、操守的纯洁，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他们认为信念、理想、主义、真理，是与生命等值的精神支撑。

既然如此，皇上说什么，威权说什么，主流说什么，甚至老天爷说什么，他们那一根筋是不为所动的。

所以像李颙这样既不抵制也不反抗，既不合作更不顺从的文人，在关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全国产生的强大感召力，终究是康熙的一块心病。

早在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年轻气盛的玄烨，时方24岁，曾经想借助“博学鸿词科”

的征辟运动，使这位关学的领袖人物就范，那已是27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已经很难理清其时吴三桂正叛，战事吃紧，忙于调兵遣将镇压“三藩”

的康熙，应该不会抛出，而且似乎不必急于抛出，这样一个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措施的隐情了。

我不禁想到，在这一年前的1677年（康熙十六年）所发生的两件事，可能正是促使玄烨忽然心血**的起因。

一是这年的十一月，康熙发出“博学鸿词科”

谕旨的前两个月，一个聪明得不能再聪明、滑头得不能再滑头、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高士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中书，这个中国人中玩文学、玩政治的八段高手，对此举的推动当有重大干系。

中国文人之收拾文人的不遗余力，远胜于中国皇帝之收拾文人的雷霆万钧。

皇帝之收拾文人，固然可怕，但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文人之收拾文人，不但可怕，政治之外还会纠缠进复杂同行相妒、文人相轻的感情因素，那结局必更为刻毒惨烈。

他成为康熙倚重的文胆以后，绝对有可能出这个馊主意。

作为文人的他、作为同属顶尖文人的他，对那些不曾失节更未叛卖、学望深远举足轻重、品格完整民望所归、一言一行模范天下的同行，自然有一种无颜故国的惭恧。

我相信，推动玄烨加快实施整肃政策，反映了高士奇拉大家一起下水的阴暗心理。

二是这年的十二月，康熙发出“博学鸿词科”

谕旨的前一个月，经学家张尔岐去世，这本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张尔岐与李二曲过从甚密，加之作诗挽之的顾炎武，又同时是这两位在经学方面、理学方面领衔者的共同朋友。

虽然挽诗并无犯忌之处：“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

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什袭绝韦前。

衡门月冷巢室，墓道风枯宿草田。

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

但这种非体制、非主流文坛的地下活动，绝对是统治者所不乐见的。

而且清朝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李二曲》条目中所夸张写出来的状态：“一日，白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极谨。

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肩累迹。

几如荀、陈会坐，李、郭同舟，东汉风流，再见今日也。”

玄烨本来是个“意识形态恐惧征”

者，他的情治系统会不把这班与他不搭界、无交接、自成系统、意气相投的文人活动，如实禀报吗？

所以，转过年来，大正月里，玄烨发出“博学鸿词科”

的谕旨：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走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

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

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

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