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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曲的坚守（第4页）

颙以理学倡导关中。”

六十多年来泾渭分明的他，忽然屁颠屁颠地跑到西安行在朝康熙磕头，他还能继续做他的大宗师吗？乡党们的唾沫星子，就能将他淹死。

李二曲心里有点七上八下，捏着把汗，可想而知。

不过当今皇上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捏着把汗，就不免吊诡。

因为玄烨不能不考虑，君无戏言，话放出去了，第一，老“处士”

不来，不给你面子，你陛下如何处置？是杀他，是关他，还是亲手掐死他？第二，老“处士”

还真的来了，给了你面子，你能赏他一个什么？他六十多年都不买你的账，他会稀罕你的恩典吗？如果他来了，还夹七夹八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陛下又如何处置？是乱棍打出行辕，还是斩监候收押？虽然帝王之威，莫敢抗违，怎么处理也都是皇帝有理。

可是，大清立国六十多年，为惩治一个你已经容忍了六十多年的对立面而大动干戈，值不值得？这是公元1703年玄烨西巡中一段见诸史册的小插曲。

这个插曲的实质，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尤以清朝的前几位皇帝为剧），几乎难以幸免的“意识形态恐惧征”

的反应，而中国人的倒霉史、不幸史、掉脑袋史、不掉脑袋但像钱名士那样顶着一顶“名教罪人”

帽子的不自由史，无不系于统治者的这一念之间。

明末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颙，字中孚，号二曲，理学名士，闻于关中，为陕西周至县人。

他与孙奇逢、黄宗羲并为“清初三大儒”

，又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共称为“关中三李”

。

他是一位重磅级的学问极高、品望极著的大人物，《清史稿》称他：“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

难怪康熙如此高看，如此关注，如此当回事地，竟屈尊要到西安来会他一会。

当时，陕西人一概呼他为“二曲先生”

，这也是中国人喜欢以地名代替人名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

周至这个县名，是新中国成立后简化了的。

原来的繁体字，难认难写，但有讲法。

水曲为“盩”

，山曲为“屋”

，他也就自号“二曲”

。

一个文人能得到家乡父老子弟的如此认同，能得到当时士林杏坛的如此敬重，自有其非同小可之处，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

其实说白了，康熙所戒惧的，也是百姓所赞赏的，一是他始终保持着虽不得不妥协但绝不阿附，不得不苟全但从不合污的清流身份；二是他始终保持着宁可清贫、不失节操，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遗民心态。

对古代统治者来讲，文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是不会太放在心上的。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早就把耍笔杆者的软骨头和脓包蛋，看得死死的了。

无论哪个朝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明朝的还是清朝的，不管宋朝的还是元朝的，按其生存态度而言，绝大多数是奉行“活着主义”

的。

在他们心目中，“活着”

乃人生第一要素。

活得好，当然好；活得不好，也要活下去。

再好的死，不如再赖的活。

活着，既是最高纲领，也是最低门槛。

这类聪明和比较聪明的文人，通常不会抱残守缺，通常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砸，通常不会只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面对明、清鼎革而发生的突然变化，这些“活着主义”

者，相当程度地不自在了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