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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以死警世（第3页）

句，自号“臾生”

，其悼亡诗极悲怆：“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临刑时，谭嗣同从容慷慨，激越豪壮，只说了十六个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我在想，当谭嗣同戴着枷锁，在槛车里向围观者大呼，希望得到觉醒的回应，希望听到愤怒的反响，希望看到同情的眼光，希望他的血没有白流……然而这班一脸亢奋的观众，会有什么呼应吗？他们只对马上就要被砍掉的头颅感兴趣，而对这位革命先驱的豪言壮语，绝对无动于衷吗？本意以一死令国人警醒的这位革命者，其最大悲哀莫过于他脑袋被砍掉时，京城市民的无动于衷了。

20世纪40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居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到菜市口看杀人去”

时，那万人空巷的场面，竟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不免为烈士临终场面之局促、之龌龊，感到窝囊。

对好看热闹的中国人来说，戏文是主要的，角儿更为主要，至于戏园子的好赖，是无所谓的。

京剧翻译成英文，叫做Beijing　Opera（北京歌剧），尽管它出现过梅兰芳等许多名演员，而清朝历经三百多年，民国又历经三十多年，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一间像点样子的戏院。

这就是北京人既能穷讲究，又能穷凑活的习性了。

几百年来，他们很满足这份厂甸庙会式的看杀头的娱乐，这个不花钱、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实场面；这些可供好些日子里，饭后茶余，对被杀头者或褒或贬的说话由头。

挤就挤吧，挤着热闹；杀就杀吧，杀头好看。

至于杀谁？谁杀？为什么杀？为谁而被杀？这些看戏的老百姓们，是不去想的。

一生觉悟追求，力主挽危图强，锐意改革维新，誓志献身中华，哪怕砍头也死不瞑目。

这最后一句令其闭上眼睛的抚慰之语，告诉冤魂“头上有天”

，其实在那个昏天黑地的王朝末日里，上既无天，下也无地，那些看热闹者的浑浑噩噩，其实倒是对革命者苦心孤诣的暗讽。

不过由此倒也证明，作为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着不被理解的鸿沟，这才是他九泉下无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恼呢！

甚至一个多世纪过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会想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场“百日维新”

、士子们最后的孤注一掷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

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

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194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为了寻找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竟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得出杀场何在？而更多的人颇讶异我的好奇。

也许那时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

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

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那里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

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这三位皇帝，虽然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做出巨大贡献的。

然而，“盛世”

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朝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