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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以死警世（第4页）

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朝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

；“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

（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的清明。

（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

的中央之国，以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造成了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

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

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钳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族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奴才”

教育，使得中国人（除极少数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罪该万死、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

试想一下，一个3亿“磕头虫”

趴在那儿、一口一声“奴才该死”

的中国，怎么能称得上“盛世”

？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

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贻误良机，耗尽时光。

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

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而已。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

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相，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朝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却也跟着罔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

的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

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概全的毛病。

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

的败象。

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多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封建社会，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于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