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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以死警世（第5页）

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是不敢怠慢的。

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

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复命了。

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

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

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

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

（《清通鉴》）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

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

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

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

套用“文革”

间的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英国出生。

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

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对待。

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一位名叫汪景棋的人被“弃市”

。

并且被枭首示众，那脑袋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

我想，菜市口悬挂着汪师爷这颗脑袋的时期，大概也是那个英国人亚当·斯密，埋头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时期。

然而当19世纪，严复以《原富》做书名，将此书译为中文介绍到中国时，适值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

，在菜市口被砍掉脑袋的日子。

三百多年原封不动的清王朝，现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尸首脸上盖一张纸，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铁钉了。

严复翻译《原富》时著《斯密亚丹传》，他曾经说过：“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

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

这句话极其深刻，一针见血，值得深思。

试想，康、雍、乾三朝，锁不掊，门不廓，民不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动辄把知识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枭首示众的政权，能成盛世，实在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