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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气场（第2页）

正是死得如此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他只能选择初三这一天。

据马叙伦《石屋余渖》：“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廿九日，某报载何天行‘王静安十五年祭文’，意在发明静安本心不在为遗老，其死则困于贫。

夫静安是否不愿竭忠清室，其人死矣，无可质矣；至于其死，实以经济关系为罗叔言所迫而然，则余昔已闻诸张孟劬，惜未闻其详。

后又闻诸张伯岸，则未能言其详也。”

因此，他的死，很大程度上有点窝囊，与屈原的慷慨歌哭大不相同，这一点他也清楚。

但是，从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便知道他为什么会有效慕屈原做法之意了。

“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

……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

所谓的“休戚”

、“知遇”

，便成了他投水的“大义”

方面。

可一脑门官司、两肋巴债务，偏挑端阳那天自沉的话，这种骥附，岂不是很亵渎他所推崇的先贤嘛？

因此，屈原沉于汨罗，走得一清如水。

而他沉于昆明湖，很大程度上是规避，是摆脱，是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负担，以及无法解开的情感道义上的诸多心结，一死了之的。

我想他肯定酌斟过：选初一，离端午稍远；选初四，靠端午太近；于是，初三一早，他雇了一辆洋车，出清华园，往颐和园去。

昆明湖，可不是汨罗江，他跳进去，便一头到底。

事实上他并不是溺毙，而是被淤泥朽草塞满七窍，以致窒息而死。

一代学人，草草一生，于肮脏的污朽中死去，时年仅51岁。

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的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使得他与同时代的无论学问、无论著作都相差无几的侪辈相比，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

虽然众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吃几碗千饭，他有什么非凡之处，但由于声名鼎沸，人云亦云，好像含金量也显出不同了。

这种不过只是视觉中的非成色的变化，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

我相信，这倒不一定是跳进昆明湖的这位天性谦逊的学者本愿，问题全出在中国小文人的戏法上。

小文人，是中国文化领域中一种特殊的品类，你可以称他为篾片、为相公、为清客、为帮闲。

学问不大，本事不小；聪明有余，心术欠佳；真功夫阙如，生意经特灵；正经事不干，小嘀咕一等。

没有他们，文坛不热闹；有了他们，又生出更多的无聊和是非。

这之中，有的小文人，犹如赌场中的堂倌，自己没有多少赌资，却很乐意追捧那些出手阔绰、挥金如土的赌客一样，跟着也阔一把。

在文学领域中，吹捧如周作人、如张爱玲等，借照亮偶像的光，顺便将自己的嘴脸烘托出来，也是近年来大行其道、大赚银两的名利双收之举。

他们为什么选择已死而不是死得太远的文人呢？因为太远了，便不太容易搅起泡沫。

趁还有点新鲜劲儿，添油加醋，掺杂了时代的、政治的、感情的色彩，一盘虽花花绿绿可颜色气味颇令人生疑的冰淇淋，便端了过来。

王国维就是如此被膨胀起来的，其实，他不过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那段文化启蒙时期的许多先行者之一罢了。

但经小文人之炒冷饭以后，好像没有王国维、没有罗振玉、没有郑孝胥，我们至今还得在黑暗中摸索似的。

这当然是笑话！

上帝已经死了，这是尼采说的，而说这话的尼采，也死了多年。

但不知为什么，还有这等小文人不停地制造偶像，让大家磕头。

制造中国偶像嫌不过瘾，还找来洋菩萨，要大家礼拜。

这就是近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热闹场面，可一想到大家都不过是混口饭吃，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过，对于王国维的自沉，我是极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