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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话语（第2页）

而在以往，由于同类题材的创作过度集中地对名人伟人的历史作用加以表现和渲染，在英雄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上有过一些误解。

人民本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理应成为文艺作品表现的主体，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似乎成了表现名人伟人个人传奇的专利，许多作品热衷于大人物大事件的简单再现，而对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却缺少关注和刻画，这无疑是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的一种失衡。

《铁血红安》再现历史而又不拘泥于历史的某些事件，以虚构的人物来表现红安革命史，用概括的手法来塑造广义上的红安英雄，我认为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回归。

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曾经产生过200多个将军的红安县，兄弟几个甚至全家一齐上战场的故事并不少见，《铁血红安》以此为创作的线索，勾勒了刘铜锣、方杠子、戴慧平三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异姓兄弟的感人故事。

这三个都是红安人的兄弟，少年一起读私塾，后来又一起斗军阀，除暴安良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少年时代便义结金兰。

但是长大后，本为生死兄弟的三人却分别走上不同道路。

参加了黄麻起义的刘铜锣、方杠子逐渐成为骁勇善战的红军年轻将领，而戴慧平最终成了国民党的军官。

在鄂豫皖苏区“围剿”

与反“围剿”

的斗争中，三兄弟在战场上是生死对手，私底下却依然不忘兄弟旧情。

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兄弟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对抗。

属于国民党阵营的戴慧平最终去了台湾，而刘铜锣成为我军的一名中将。

在这部作品中，两个女性方蕾和曹丽君是三兄弟青梅竹马的少年伙伴，她们与三兄弟之间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演绎了可歌可泣的爱情和友情，成为作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三角或多角恋爱故事的感人篇章。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如果要把《铁血红安》与《亮剑》作一个类比的话，我认为《铁血红安》最大的特色是塑造了成长转变中的人物。

刘铜锣从少年、中年直到接近老年。

而《亮剑》中的李云龙从一出场就基本是一个性格定型的人物形象。

而刘铜锣出场是一个少年学童，而后惩恶扬善，做了老君山的山大王，从土匪头到红军战士再到我军的高级将领，这条线索基本代表了我军早期多数指挥员成长的轨迹。

中国军队从建军初期，就是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军队，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艺术作品，能否讲好投身这支革命队伍的农民故事，不仅决定作品的真实性而且也是能否赢得观众的关键。

《铁血红安》的成功，就在于作家把被动投身革命并进而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几个普通农民的故事写得生动感人。

老作家朱苏进为了体验生活，曾经数次深入红安，对红安的革命历史有着深刻的体验。

比如敲铜锣就是当年黄麻起义的冲锋号，起义胜利后当时有首民谣就广为流传：“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敲，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正是这样一个红色经典，给了作家以创作的灵感，成为刘铜锣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

在剧中，打小就有狼崽之称的刘铜锣，天生就有反骨，他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成为土匪。

后来虽因权宜之计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但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组织纪律让他难以接受约束，加入红军后又几进几出，甚至为了出口气，在招兵买马时与红军唱起了擂台戏。

但是，这样一个草莽英雄，在党的教育和革命军队的感召下，一步步接受共产主义的真理，最终成为我军队伍里屡立奇功的战将，成为一个让敌人畏惧的英雄。

他加入红军后又几进几出的过程，在作品中展现得十分细腻，这是一个从草寇英雄到自觉革命者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缺乏远大理想的平民山大王到具有崇高信仰的优秀红军将领的过程。

对这样一个过程的充分描写和展示，是这部作品至为鲜明的特色，也是它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不同之处。

不论对编剧还是导演演员，它见的是思想的和艺术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