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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话语（第3页）

《铁血红安》的成功，还在于作品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扮演刘铜锣的赵文卓，是以演功夫片扬名的功夫明星，曾扮演过不少英武邪性凶神恶煞的反派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如果仅凭一身功夫，同样可以成为看点，吸人眼球，足可以赚个可观的收视率，但看完作品我们发现，编导着力塑造的不是功夫明星刘铜锣，而是一个有灵魂的红军英雄。

作品一开场，刘铜锣为了给父母报仇，曾手刃仇敌，而他自己又一直深陷于结义兄弟的纠葛里，匪首、红军、国军，曾并肩作战却因身份不同而展开较量，信仰与友谊的交织给作品极强的艺术张力。

刘铜锣从被动走进革命队伍到成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坚定革命者，可以说线条清晰，层次分明。

红军时期，他作为黄麻起义中第一个杀进黄安城的功臣，后来又动用红军唯一的一架飞机“列宁号”

血战红安，再到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做坚决斗争，直至后来发明“水牛阵”

突围渡江，人物的成长轨迹十分清晰。

三兄弟的相互关系，是《铁血红安》故事的主线。

从少年联手惩恶到成为对立的阵营，期间跌宕起伏。

三兄弟再次联手，是在抗日的战场上，面对强敌入侵家园，他们再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兄弟。

从保卫家乡红安到奇袭日军机场，从击毙日军联队长到方蕾英勇牺牲，再到刘铜锣刀劈日军首领，兄弟三人在抗日的战火中经历了生死考验。

到了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大阵营兵戎相见，三兄弟的情谊又一次受到考验，当时，刘铜锣所在的中原军区面对戴慧平大军压境，他以一曲精彩的“空城计”

让国民党军队企图以30万对我军6万的“包饺子”

阴谋化为泡影。

此后，在辽沈、平津、渡江等大的战役中刘铜锣一路率部南下，在福建前线终于追上了既是朋友兄弟又是对手敌人的戴慧平，兄弟情、家国恨又一次迫使他做出选择，最终刘铜锣为救方杠子，义释了戴慧平，三兄弟之间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爱恨情仇的纠结，不仅贯穿于整个人物的成长史，也映照着我们走过的八九十年的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除此之外，与以往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铁血红安》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作方法，值得充分赞赏和肯定。

作品多处写到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挫折，对我党历史上左的错误毫不回避，特别是黄麻起义后鄂豫皖根据地建设的关键时刻，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中央分局派来曾经留苏的新任副政委翟业兵调查处理独立师师长李坪山，这一左的错误给根据地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不仅造成了政委王汉江及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部队也被迫撤离黄安。

值得一提的是，翟业兵在部队官兵的感召下，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最终认识到自己执行的是左的错误路线，重新回到红军官兵的队伍中。

这样一些情节和故事的再现，给作品增加了凝重的历史感。

它以具体而生动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在与错误思想的不断斗争中，我们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军队才不断走向成熟和壮大。

我们的革命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同时，它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只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成为指导革命胜利的真理。

《铁血红安》是一部有灵魂的作品，对当下的电视剧创作，我认为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益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小人物、小场面、小景观，同样能创作出有质量有内涵的好作品。

这些年，一说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有人简单追求大投入、大制作、大景观、大人物，好像唯其如此，才能制造轰动效应，殊不知，投入再多，制作再大，一旦缺了灵魂，带来的也只能是短暂的炫目，缺少持久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铁血红安》的人物无不是出身平民的草根，作品讲述的也都是战争年代的寻常故事，但是正是这些完全虚构的人物的故事，演绎了真正的人民情怀，作品中涌动的是民族的家国爱恨，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对当代的关照。

它同时又告诉我们，文艺的创作方法纵然有千条百条，但最根本最关键的最牢靠的办法还是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这应该是《铁血红安》至为宝贵的经验。

（原载2015年3月2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