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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赋佳话（第3页）

求稳的社会架构，趋同的生活模式，必然出现安分守己而不强调个性，井然守序而少标新立异的超稳定的社会常态。

作家们眼往一处看，心往一处想，笔往一处写，是造成撞车现象的第三个原因。

因此，一个作家，要写出与别人的不同来，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

有出息的作家，总是要超越以上的限制，才能写出不与他人他作有任何牵连的、经营出自己风格的作品。

正如酒必须经过窖藏，才能成为佳酿；刚从树上摘下的果子，总不免有些生涩，需要一个糖化过程，方甜美可口。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引进电视机成套设备，也是先从来料加工、原件组装开始干起来的。

然后，购买技术，然后，实现国产化，然后发挥国人的聪明才智，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名牌，再打入国际市场……其实，精神产品的成熟，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大同小异的路。

尤其文学，更是一个徐徐积累的过程，是急不得的，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揠苗助长，绝不是个好办法。

解放初期，为了培养工农作家，曾经手把手地教那些刚刚脱盲的工人农民，拿起笔来，写文学作品。

一些帮助工农写作的编辑和作家，出于革命**，甚至到了一字一句地点拨辅导、润饰修改的程度。

最后也说不清是工农作者创作的，还是这些帮助者代庖的，因而往往成为疑案。

这种做法，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因为即使写出了一两部说得过去的作品出来，随后再也看不到这些工农作家的下文，没有任何后劲和接续力。

现在回过头去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人作家，六十年代的跃进诗人，七十年代占领文艺舞台的造反派，至今仍笔耕不止者，已凤毛麟角矣！

不是这些工农兄弟不肯下力气，道理很简单，文学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立竿见影的。

这就是川端康成说过的话了，文学，那是必须几代人的心血，才能浇灌出来的花朵。

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作家群落来说，也是这样。

譬如拿陈郡阳夏这个贵族世家来说，从谢灵运起，到谢庄，差不多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才出现这种晋宋间谢氏家族人才辈出的盛况。

对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则更是这样，就那么一点浮泛的生活，就那么一点粗浅的学识，就那么一点照搬的技巧，要不去重复别人，那才怪呢！

因此，凡读过几本小说的人，都能写出那种叫小说的东西，但要写出好的小说，确实需要一种天分。

这也是好的小说，和好的小说家不那么太多的缘故，尤其被称作大师的和杰作的，就更稀少了。

可有那么众多的小说家在写作，而在小说中写出一点新意来，又是那么艰难。

于是，在填满各个刊物篇幅的作品中，像南北朝时的袁淑和谢庄碰到的尴尬现象，频频出现，也就不以为奇了。

但作品一经问世，成为公共读物，就挡不住挑剔的眼睛，只要稍为有一些不够妥帖之处，就难免遭人物议。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新时期文学以来，我们时不时地听到过某人的某篇作品，与艾赫玛托夫，与安东诺夫，甚至与契诃夫，与海明威，与谁谁谁，何其相似乃尔……这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谁写小说，不是像小学生练字，从描红模子开始的呢？吃一堑，长一智，作家是何其聪明的人，经过一番磨练以后，后来肯定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写作路数。

假如你是个写小说的人，假如你是个很在意小说技巧的人，假如你很想借鉴别人的创作成果，使自己小说写得更好的人，你读了名家的小说，你就不可能不受到感染；你读了你特别钟爱的作家和特别欣赏的小说，你就尤其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你长期只研究某一位作家，或只精读某一部小说，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你就不由自主地要被这位作家，或这部小说所左右。

人，是一种特别善于学习的动物，而作家更甚。

因此，模仿也好，借鉴也好，受到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影响也好，对任何写小说的人来说，都是写作生涯中也少不了的事。

一位被敬称之“大哥”

的，也可算一位前辈作家坦率地说过：“我六十岁以前的小说，基本上能找出模仿的影子；六十岁以后的部分作品，也还是有模仿的痕迹。”

那天，我不在场，后听别人告诉我的。

但这的确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人快语。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这种事情更是稀松平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