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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最终流放（第2页）

那些整不倒他的官员兼同行们，脸皮发青，气急败坏。

翻一翻《宋史》，当然也不仅这部史书，凡整人为业者，无一不是小人。

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

而中国的小人手中有权时，便要居心叵测地想法整人，即使失势旁落，也会挟嫌报复，一息尚存，便咬人不已。

因为他们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辈子，成了一种职业病，不整人，手痒；不咬人，牙更痒。

所以，他们发现这位东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还挺自在，到处发表文章，经常出席饭局，书籍屡禁不止，仍有海外影响，就歇斯底里起来，更疯狂地整他了。

开封城里中书省的小人们，简直坐卧不安地告御状，打报告，于是将他第三次发配。

当他们签发这份流放令时，肯定是窃窃私喜，心底暗笑。

这下子，你苏东坡的文学影响，将压缩到最小范围，而且，让你在那个岛上，生活无着，吃足苦头，不死也得剥层皮。

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所有敢对大师发难的小人物，都有一种性变态式的施虐欲，而如果这个小人物同时又是舞文弄墨的作家或诗人，那么，报复心理便愈益的强烈可怕。

“文革”

期间，一些有声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斗，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气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个证明。

苏东坡的对立面，诸如舒亶、李定，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都是文人。

而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就要更多一份刁钻促狭的龌龊心理。

他们因为写不出，写不好，而手中握有权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愤。

休看他们在文学上无力较一短长，在整人上倒颇有才气。

“十年浩劫”

中，写作班子、大批判组，都用他们当笔杆子，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他们能够把苏东坡发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为交通阻绝，音耗不通，就可以把他从精神上摧毁’文学也就终结了。

但小人们失算了，苏东坡那不羁的独立人格，洋溢的文学力量，以及在读者中的地位，决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左右的。

对于真正意义的作家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败，创作的源泉自然更不会枯竭。

莎士比亚虽然不得不听命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侍从，达·芬奇也曾屈服于佛罗伦萨教堂的哪位修士。

历史有时会出现小丑指挥大师的场面，不过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换的，小丑永远是小丑，绝不会因为他凌辱过大师，他也会成为大师的。

但像苏东坡这样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大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

（《宋史本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

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

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

（《宋史本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

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他文学的成熟，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终生悲剧。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会摧毁整个社会。

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

其实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罢了，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

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吗？还不是这些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旁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结果？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寻找无辜者为牺牲，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莫过于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

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优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

苏轼被抓到开封坐牢，不就因为他的《咏古桧》诗里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