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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最终流放（第3页）

，便告他一个恶毒攻击皇上的罪名吗！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加在和“拗相公”

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那些官僚、投机分子、名节不佳者头上，倒也十分贴切。

他们整天像狗一样嗔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他们认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

苏东坡即使二十四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的。

他给了苏轼无限才华的时候，就不再赋与他驾驭政始的能量了。

他的笔下“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

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自评文》）。

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

更何况那胡同里，有如此之多的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学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轻的嫉妒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

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的整起同类来的话，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是由统治者发起，以镇压异己的作家和诗人，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

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

对于苏轼，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的，先后有两位太后，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

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同样很褒美苏轼的诗文，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

后来苏轼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这位皇帝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就可知道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

的小鬼，是多么难缠了。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

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

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唯知随班唱和、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

所以，他们总是嫉火如焚地煽动皇帝的疑忌，从而达到整治同类的目的。

在《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

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学之偏旁也。

时相之忍忮如此。”

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

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

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

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

从这种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上，蛇蝎之心，令人齿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