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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最终流放（第4页）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踞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

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使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起，持保守观点。

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

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

后来，到了宋哲宗接位，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给放逐到岭南。

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文人不同。

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

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

他也明白自己，这是改变不了的。

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自己的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些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

她说：“学士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古往今来，所有懂得合时宜的作家诗人，谁不是风花雪月，逢场作戏，版税照拿，名利双收，活得很滋润、很开心的呢？但太聪明的作家，太合时宜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逃镜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运。

然而“文章憎命达”

，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尽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际险恶，但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

，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诗人，还不知有多少。

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神圣所在。

如果文人都聪明得要死的话，都在玩文学，也就不会有文学了。

若是只剩下庸俗与趋炎附势，文学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东坡先生，携幼子苏过，终于在绍圣四年的六月十一日过海，到了流放地。

临行前，他在《与王敏仲书》中，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

在《到昌化军谢表》里，也说过：“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

生无还期，死有佘责。

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孤老无托，瘴疠交攻。

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对他来说，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岭南，更无生还中原之望。

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厮伴半生的朝云，已经病亡惠州，剩下形单影只的他，独处蛮荒野域，难免惆怅。

但是，展现在他视野里的海南，那崭新的生活，终于给感觉敏感的诗人，带来创作的兴奋。

还在旅途中，经儋耳山时，停车伫望的他，就涌上来压抑不住的诗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以补天石自期的这首小诗，表明了这位远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开始振作起来。

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书时，更跳出个人局促的视野，升华到俯仰天地的高度。

“吾始至南海，注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

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视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