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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的残忍（第4页）

孙可望式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断至手足，转前胸，至颈绝而死。

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

。

张献忠为流寇，杀人无算，由于他是农民起义，属于毛主席所说“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之列，只要归入革命范畴，即使人性丧失，乱杀无辜，也就成了革命行径了。

在这种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形成的“一俊遮百丑”

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下，通常都不谴责这些“动力”

们，涂炭生灵，赤地千里，造成历史大倒退的那些罪行。

与张献忠并列的李自成，竟然成为小说中精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挥员，大谈军民鱼水情深之道，这种很认真的滑稽，也就不以为奇了。

孙可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早先是土匪，后随张献忠为流寇，还是张的义子和部将，杀人无算，其残酷是可想而知。

不过，他后来成了南明小朝廷的保护神，被永历帝封为秦王，但“盗贼之性”

不改，“擅杀勋将，无人臣礼”

，为御史李如月参奏弹劾。

永历帝一看，那还得了，为讨好这位军爷，先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还不依不饶，于是，“剥皮揎草”

。

两者，都系活剥。

但要使受刑者痛苦万分而不死，刽子手还真得有点精于解剖的专业经验不可。

否则，皮未剥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

鲁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国古代，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

，但剥皮而不立毙，凌迟而不断气，磔刑而不露痕，宫闭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

。

这句感慨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临场经验，才有了这种屠夫合乎现代科学的精到。

这一切，只能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包括想成为统治者的流寇）之残忍，之凶恶，之杀人如麻，之把人不当人待罢了。

于是，鲁迅先生结论曰：“明初，永乐皇帝剥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指孙可望）方法的。”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

其实，明代用此刑，非始于朱棣，据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要说“剥皮揎草”

干得最起劲的，那个怀有无赖顽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创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锋。

这小和尚，倘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必为东纠西纠海淀纠，铁杆红卫兵，文攻武卫，专政队长之类人物，而为害一方。

他的虐杀狂，登极以后，变本加厉，更是大开杀戒。

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坐稳江山，如何处理与他在枪林弹雨中共同战斗、生死与共、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一齐革命的同志，是个很棘手的难题。

宋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哥儿们从此就养尊处优，闭门谢客，别给我添麻烦，是上策。

汉代的刘邦，留其愿留者，如萧何，去其愿去者，如张良，像韩信这样难剃的头，干脆送上断头台，是中策。

而朱元璋不分青红皂白，不论亲疏远近，统统一网打尽，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