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金圣叹之死（第5页）

他只能这样评，这样改，这就是金圣叹评《水浒传》时的心理矛盾。

虽然他的良知使得这支评点之笔，不能为贪官污吏组成的朝廷唱颂歌，因此，他不敢直言不讳地道出“罪归朝廷，功归强盗”

，但却能大声疾呼：“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这在那个死水般的封建社会里，说出官逼民反的症结所在，也算得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了。

高俅，何许人也，皇帝身边之亲信也，亲信既然成为动乱之源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冲这一点给老百姓的启示，金圣叹也就不会被统治者所容忍了。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要没有这些为世俗不容，被主流排斥，具反叛精神，持背悖状态的文人，不那么按部就班，不那么循规蹈矩，捣一点乱，添一点彩，唱一点反调，闹一点笑话，存心和大人先生、官长老爷、权威人士、丘八将军们过不去的话，掉脑袋，进法场，满门抄斩，充军乌苏里台，那文学史也不免太死气沉沉了。

自杀的李贽（1527～1602）和他杀的金人瑞（1608～1661）似乎是一部上下集电视连续剧里的轮流担纲的主角。

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对这位前辈而言，其智慧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把自己的生命搭在了自己的狂上，却有相同之处。

我们读文学史，狂人多，热闹也多，文采也盛。

虽然傻狂，也真是让人受不了，尽管如此，文人的狂狷，对文学的进展，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若是作家成为一个个等因奉此的员司，照猫画虎的文书，点头哈腰的衙役，失去**的阉竖，惟长官意志，作帝王玩物，写奉命文学，当御用文人，那文学没准就停滞不前，黯无声息，倒恐怕是更大的悲哀了。

现在，还能看到金圣叹的墨宝，是顺治戊子（1648）二月四日写的一幅真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

，笔力雄浑，形体肥厚，具有一点东坡风骨。

在此前一年，抗清英雄陈子龙、夏完淳殉难，这都是发生在江南一带他身边的南明悲剧，使他复国之望，完全灭绝。

尤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

的夏完淳之死，更令他心灰意冷。

所以，按照他手迹中消极情绪来推断，他不会去寻衅闹事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先天的软弱性所制，从来不是很富挑战精神的。

金圣叹在明代就有怀才不遇之憾，新朝又不倚重他，尽管他对当局不满之极，也只是待在家里，一壶老酒，一碗浓茶，关起门来骂皇帝罢了。

因为这是所有脓包型文人，进行自我宣泄的既安全，又痛快的高招。

那时候不会在他电话上装窃听器，也未必有人去打他的小报告。

所以，他跑去玄妙观，发表演说，支持诸生的逐官运动，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据清代王应奎的《柳南随笔》载：“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

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

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

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

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当时苏州的县令任惟初，史称“酷吏”

，加之“不法”

，显然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混账官僚，诸生们上揭帖，要求将其逐出苏州。

诸生，相当于大学生，揭帖者，也就是后来的大字报或小字报，看来，这是那时的学潮了。

谁知巡抚朱国治偏护这个下属，头一天抓起五个闹事者，杀鸡给猴看。

这下子，惹起公愤，第二天，正好哭庙，诸生百余人集中在此，群情沸腾，准备大闹。

金圣叹是位按捺不住的快人，在这样的场合下，他跳出来仗义执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第一，他从来不会站在维护官府的立场上，因为非御用文人总有一种反主流的天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