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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人（第1页）

谈“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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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一文中，说到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广东籍作家吴趼人，当年在上海办报时：“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魂灵记》颂其药，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

在先生文中，看起来只不过记述其事，但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存焉！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光明正大、疾恶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责备，只是他的做人准则。

其实，放在当代作家眼里，可以说屁事一桩，不会在意的，说不定嫌他开价太低，便宜了商人，让人家抓了大头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见诸报刊的“广告文学”

或“收费文学”

，哪一篇不得万把元的进账？早先，编辑和作家，还有“逼良为娼”

的感慨，后来，钱不扎手，便乐不得地干，大有越干越欢之势，凡报刊上登出来的吹捧名不见经传的厂长经理们的文章，十之八九是付费的，其中包括介绍人的回扣。

这类在文坛上司空见惯的行为，早已见怪不怪了。

吴趼人算什么，小儿科一桩；鲁迅先生太古典主义，一点也不通脱，时下大手笔的老板，掏钱雇两个作家写他，和找两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来，为某企业写一篇报告文学，报酬为一辆轿车；为某老板写一部长篇小说，赏金是一幢房子；为某名流写一本文学传记，采五五拆账分红；为海外巨子写什么白手起家记，那所得几乎是一笔不小的横财，诸如此类的写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初级阶段题内之意，吴趼人的三百大洋，只有甘拜下风。

说到底，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有什么关系呢？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只要有钱可赚就行了。

但这些人不如吴趼人坦真，明明拿钱，还要撇清，本是图利，更想求名，鱼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议的吴趼人高明得多。

这就不能不佩服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还是现代人厉害和狡猾。

清代末年的吴趼人，很大程度上是拘于面子，答应了“中法大药房”

老板黄楚九据（曹聚仁先生说，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头），写了一篇短文《还我魂灵记》，吹嘘其制造的“艾罗补脑汁”

。

说他服用此药后，如何“文思不涩”

，如何“劳久不倦”

，证明该药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黄老板馈送大洋三百块，表示酬谢。

写字付润笔，作文给报酬，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换行为。

其实，中国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讲起阿堵物来，也是很在乎，而且并不是很清高的。

《谭宾录》记载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长碑石，前后所制，受纳馈送，亦至钜万。

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

清代的郑燮，狂放不羁，愤世嫉俗，为“扬州八怪”

之一，但也不耻谈钱，他在《板桥润格》里公开侃价：“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即或是三千枚当十铜钱，也不亚吴趼人每个字值不足大洋半块的开价，比之前人，吴先生该算得上是一位谦谦君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