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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蔡絛记载的可信程度,自不弱于正史。
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
据《宋史·蔡京传》,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七十八岁,“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絛。
凡京所判,皆絛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遣朝,侍从以下皆迎揖。”
这就是说,蔡京的内阁长官的工作,实际是由他儿子蔡絛承担的。
因此,他笔下对于王伦的评述,当是依据官方正式文本而来,其权威性是无疑问的。
那么,由此而知:一,王伦和宋江都是从山东地区揭竿而起,啸聚梁山泊,各自都领导了一支反抗宋王朝的农民起义队伍。
但王伦的规模大,转战千里,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宋江的规模小,最远进入海州,即今之鲁苏接壤处。
二,两人的结局虽不一样,王伦被杀,宋江被招安,但他们起事后的作战方式,进攻策略,设立根据地,完善集团内部体制方面,基本上相类似。
因此,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
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尽的事业,再付诸实施一次罢了。
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如同在宋代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
所以,王伦是宋江精神上的导师,实际构成前仆后继的关系,大概比较贴合的。
但《水浒传》成书以后,那位先行者,便化为最早在梁山泊里落草为寇的首领,也就是绰号为“白衣秀士”
的王伦了。
从小旋风柴进的口中,我们知道白衣秀士王伦,与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还包括旱地忽律朱贵,大概比较早地就在梁山泊里,建立了农民革命根据地。
“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
。
从朱贵对林冲所说:“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
以这两人的言语考量,一是敢于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够礼送过路英雄好汉,看来王伦并非拒贤妒能之辈。
作为头领,井井有条地维持山寨的正常运转,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从王伦面对林冲入伙这样一个棘手问题时,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
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
我以为是正常的反应,但从此开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
这样一个狭隘偏窄,排斥异己,自以为是,无法容人的角色上了。
不及第是王伦的致命伤,所以,当林冲水寨大火并时,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也是抓住他的这个其实算不得什么弱点的弱点:“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读《水浒传》至此,常常放下书来,惶惑不解。
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没有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套用《水浒传》人物的习惯用语,用得着扯这个“鸟”
淡嘛?王伦自己这样自卑地看,林冲和别人也这样轻蔑地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
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弱点了,喜欢给活生生的人,系上许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开。
你都造反了,你都不买宋家赵姓皇帝的账了,你已经不是他们的臣民了,还按他们的什么规矩行事呢?
这就和文坛上一些人,写了作品以后,一定想方设法,要请别人叫好,是属于同样的灵魂上解不开的扣。
创作是自己的事,无须他人置喙,写得好或不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哪个作家心里,都是明镜似的。
一定要把书送过去,书里还夹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还夹有一张或两张花花绿绿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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