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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王伦（第4页）

山头主义，从来是农民“革命”

军缺乏全局观念的产物，王伦对这些比他强大许多倍的来客，拒绝接纳，不能不说是正常反应。

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来了这一伙大摇大摆的客人，他不会张开膀臂，热烈欢迎的。

他不是共产党，他没有马列主义，他是小本经营的店老板，因此，他不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予王伦，喀嚓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亡命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

至于他个人，手刃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

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重，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现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

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

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了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

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

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绝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的。

但他做不到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革命抛弃。

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

我看未必尽然，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自信心的表现。

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等一系列的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

《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

，“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

，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八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

惟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

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

现在，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姑名曰“文学肠梗阻”

的病，已经连个屎橛也拉不出来了，憋得五计六受，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

偶尔使出吃奶的劲，挤出一粒半粒羊屎蛋，也是掷地无声。

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的。

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捣腾一点东西，来唬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

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二十多年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

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即使学有所成，力能扛鼎，独步文坛，名震宇内，也用不着对侪辈虎视眈眈。

我不禁想起《水浒传》描写的那个时代，北宋的苏东坡，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了封信：“取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表现出一位前辈作家，对于后来新进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宁可自己闪到一旁，也要使后来者得以飞腾，这是一种何等博大的心胸当苏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

一日，与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