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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奸论（第6页）

但忽然于近年来成为一座富矿，成为某些淘金者的热点，实在令人惊诧。

我想，除了商业动机外，还有其他较为复杂的心理，夹杂其中。

譬如对文学上的纯以政治标准考量的绝对主义；譬如对某种文学样式；某种文学流派的特别提倡；譬如对文学的急功好利忽略文学自身规律的倾向；譬如在评价一个作家时的以文衡人或以人废文的狭隘和偏颇等等，遂形成某些人的逆反心理。

你认为香的，我偏以为臭；你认为臭的，我偏以为香。

周作人，恰巧是一张可以打出手的牌。

于是，就出现了近年来文坛的一出出活剧，不把鲁迅先生拿了来当靶子，粪土一番，糟蹋几句，就显得自己不新锐，跟不上风气了。

反之，不摇头晃脑，褒美一阵知堂老人，《谈龙》、《谈虎》如何冲淡呀，《苦茶》、《苦竹》如何清涩呀，就觉得自己很土鳖了。

这样，大有将这个“好汉奸”

推崇到“宣付国史馆立传”

的高度。

一边努力贬低，一边拼命抬高，便成学界时尚。

香者不香，臭者不臭，本就很不正常，而到了香者很臭，臭者很香这一步，除沮丧于人心险恶外，夫复何言？

假如鲁迅先生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世纪末的文坛，对于自己由碧落而黄泉的行情，快要到跌停板的程度，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

而到阜成门内八道湾的旧宅看看，他的老弟，却正在牛市状态之中，一路攀升，狂飚不已，世道如此，恐怕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说实在的，在这场歇斯底里的诋毁中，年纪轻的，说上几句不三不四的话，量也不必介意。

而一些学富五车，懂得中国过去与现在的人物，也闭着眼睛在那里瞎三话四，将这种扬此抑彼的拙劣把戏，玩得十分起劲。

对这种类似在《故事新编》的《补天》中，站在女娲肚子底下，**的“咿咿呜呜”

的人物，我估计鲁迅先生会抱着“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的心态，掉头不顾而去。

“好汉奸论”

的出现，可算近十年来的文坛怪现象之一。

周作人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是不会被抹煞的，正如今天我们还在读明末清初的文坛大腕，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周亮工、侯方域的作品，并且叫好一样，这是将这些贰臣的人品，像镜头似的加以虚化了以后的结果。

但绝不能由于周作人的散文成就，他就不再是汉奸，不再是很坏的汉奸，而是好汉奸了。

所以，“二战”

五十多年后，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与甚嚣尘上的“好汉奸论”

，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偶翻旧时资料，上刊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消息，原文照抄如下，以饷读者，或许有助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杀奸团枪击不抗日的文人周作人。

事前，经过北平抗团宋显勇等人的调查，了解到周作人就住在北平清华园内。

1月4日，李如鹏和赵尔仁携带武器，以学生的名义去拜访他。

这是一所四合院，当周作人走出北房下台阶时，李如鹏掏出枪向他开火，周作人应声倒地，周的保镖扑过来捉拿李如鹏，赵尔仁见状又向保镖开了两枪，将其打倒，两人迅速撤离。

事后才知道，周作人未死，子弹正打中他的腰带硬物上，保镖当即身亡。”

来自津门的抗日勇士，给予周作人的打击，要比那些与法西斯“私通”

的妇女所受到惩罚要重。

削发刺额，至多皮肤的伤痛，而从手枪中射出的子弹，却是要他的命的。

我不知道中国的多洛丝哈根，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为周作人所遭受的这次差点送命的惩罚，而写出一篇为之鸣不平的作品？来一次清算的反清算呢？

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