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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奸论（第5页）

另一方面，值得奇怪的是，在“国家”

这个问题上，在有关“气节”

或者“大节”

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又常常表现得并不含糊。

在外国，一支军队若被包围了，它绝不会顽抗到底，也不特别提倡与阵地共存亡，必须打到弹尽粮绝，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只要眼看援军一时半时来不了，便摇着白旗，放下武器。

多洛丝哈根认为那些妇女，与德国人“私通”

，无可厚非。

中国人则不然，大敌当前，只能循“马革裹尸”

、“杀身成仁”

、“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

这类古训行事，所以，才有投江跳崖的可歌可泣的壮举。

关云长在土山，打不过曹操，只好投降，是他一辈子被人诟病的污点；苏武牧羊十九年，人们编了歌子来唱，是由于他的不屈不挠；文天祥写《正气歌》，“留取丹心照汗青”

，编进教科书，千古传诵，就因为他牺牲的那一刻，也要面向故国。

所以，中国人（当然也不会是全部，否则，汉奸从何来）的多数人心中，那种“汉贼不两立”

的精神，总是很当一回事的。

这种大是大非之分，是和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教导，是和说唱弹词、演义小说的熏陶，是和历代统治者把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的提倡，是和爱国捐躯的仁人志士、杀敌御侮的英雄豪杰的榜样力量而产生出来的，因而，在中国，即使个别人士，发出为周作人粉饰的“好汉奸”

论，决不会有市场。

与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不怎么引起人多么叫好的原因一样，除了对这种小小不言的惩罚，不看得那么重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尤其普通的中国人，不大肯原谅附敌者和通敌行为。

有鉴于此，一些为周作人辩解的文字，也只能闪烁其词，可读者不是傻瓜，谁能不解其中三昧呢？读罢一些奇谈怪论之后，除了深感新时期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外，惟有瞠目结舌而已。

而造这种舆论者，都是饱学经纶之士，对他们金身重塑周作人的努力，所为何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周作人的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不曾出版的了，着实让出版社足足地捞了一把。

如果，“好汉奸”

论继续发展下去，估计再过若干年，周佛海的言论，汪精卫的诗集，以及他在河内发出的那通曲线救国的“艳电”

，也会付梓。

销路不一定会坏，读者即使出于好奇，也会掏钱购一本来看的。

我一直想，难道持“好汉奸”

的论者，真是患了健忘症，怎么能忘记了南京的大屠杀，重庆的大轰炸，冀中的大扫**，“九一八”

沈阳的火光，“八一三”

上海的炸弹，东北的细菌部队，平原的“三光政策”

……就在周作人当督办之日，也是《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北平人受苦之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汉奸，与老舍先生笔下写出的丑类，为日本鬼子做事的大赤包、寇晓荷，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启功先生讲到齐白石先生的轶事时，说他“在出处上是正义凛然的，抗日战争后，伪政权的‘国立艺专’送给他聘书，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他老先生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

。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节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人脊梁精神的体现，要大家都是鼻涕虫，软成一摊泥，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白石老人将这封聘书璧回那阵，说不定正是周作人以伪督察官的身分，光临沙滩北大红楼视察吧！

这就是说，在沦陷了的北平，既然可以如齐白石退聘，可以如梅兰芳蓄须，那么说明当时周作人，也可以不必像大赤包，像寇晓荷那样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的。

也许周作人附敌，自有他的曲隐，但一旦认贼作父，做了汉奸，便无所谓好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