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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编辑的缘分（第3页）

，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

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器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谢谢啦！

我很幸运，在我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

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

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

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绝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们的功劳。

十几年前，一家杂志约我写过《我与编辑》这样的专栏，第一篇我就写了道怡君，因为他在我的文学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

接下来，还打算写其他做过我责编，和并未编过我稿子的几位我从心里感佩的编辑，谁知写道怡的《我与编辑之一》刊发以后，杂志不再来催，也就没再接续下来。

我记得，当我提笔写《我与编辑之一》时，是从那推拭不开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摆渡的情景写起。

那时，我还未使用电脑，否则我就把原文调过来了。

南方地区的冬天，飘洒着那种无声的冷雨，我站在河边，招呼对岸的船家载我过去。

打成右派以后，我就被发配到工地劳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吃遍了所有的苦头，有些中国人，别看他文化低，在折腾无反抗能力的人方面，不但表现得有心计，而且歹毒。

譬如，准许我回家探亲，却不可以在家过年，于是，大年夜，山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我这样一个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赶路，因为规定必须在大年初一前归队销假。

后来，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一个外出的人犯，拼命赶回监狱，不敢有误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细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放映室的座椅里，不禁潸然泪下。

横竖谁也不会注意我，便任着那泪水流下来，连衣领都湿了。

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选》带来的吗？其实未必，许多没写“恶毒”

小说的人，不也一劫不复了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历史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也不能唤醒那些整人狂们半点忏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经故去了，文坛也稍稍安生一些。

按说，讲死人的坏话，已无必要，更不道德。

但他发明的“娘打儿子”

的谬论，流毒甚广，实在是误人不浅的。

因为他的论点，实际上给那些手上沾着右派血泪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援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恶行的鼓励和肯定。

而这谬误的论点，在讨好中所宣扬的“臣罪当诛兮”

的哲学，所倡导的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标榜的以夹紧尾巴为荣的狗态，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为非作恶，来折磨知识分子了。

所以“娘打儿子”

谬论不随他死而死，一遇机会，这些整人者仍会振振有词地，理直气壮地举着棍棒，扑将过来，因为你说了，我是娘！

一个人被打了，还高喊打得好，打得应该，打得我好高兴，好快活，那么此人不是神经病，也是白痴。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甘心作他的奴隶，也许无可指责，但做了奴隶，还宣扬奴隶哲学，还动员别人也俯首帖耳地当奴隶，那就十分地可恶了。

李清泉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起过《改选》的事，“刚刚处女作问世，该算一喜吧。

可是立即被置于死地了。

他是二十才过头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吗？能支撑得住吗？”

因此，他说：“我每每对他歉疚于怀。”

道怡君在去年《时代文学》发表的关于我的长文里，也有这样的表示。

其实，不必如此记挂在怀的，不是发表了我的《改选》，使我倒霉，而是我们自身的软弱，不敢抗争，才助长或纵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为地糟蹋知识分子整体，我不过没有侥幸例外而已。

再加上这班高唱“娘打儿子”

者助纣为虐式的示范，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过来的板子，还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诚悦服，惬意舒服。

于是，我要渡过这条夜雨闬闬的河，我要在零点以前到达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