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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生死劫兼论军事文学之困境（第6页）

只有当战争已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弄清战争的必然结果是什么。

甚至时隔了很久，我们被人类正常的、基本的情感重新控制，才能从当时的混乱中，寻找出逻辑。

如果人类认识社会历史有盲期的话，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从纯粹历史的和艺术的观点来看，应该是所有的人都介入，都在这个大形势制约下行为。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军事文学真正成为军事文学，它描写的对象必须是整个进入战争状态的民族、被战争这样独特事件攫住的整个社会，战争应该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背景，不能替代的背景。

《伊利亚特》建立在联军为夺回海伦所进行的十年征战上；《三国演义》选择了长达几十年的群雄争霸上；《战争与和平》俯瞰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整个俄罗斯；《静静的顿河》选择了最能体现战争后果的个体命运作为通篇的聚焦点。

这些巨著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全民族的战争状态。

因此，才有可能以军事文学的形式忠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

下面这个结论委实有些残酷：按我们的界定衡量，《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不能算作军事文学。

它们之所以能打动我们，根本不是在这两篇文章中，迷惑我们半天的“战争中的人的命运”

。

战争在这些作品中，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为刻意追求效果的强烈寻找到的一种特定环境罢了。

没有那场局部战争，梁三喜若是一个地质勘探队队长，执行任务牺牲后，他的欠账单照样能使公众潸然泪下。

刘毛妹是战士，却和开汽车的刘思佳在同一点上触动了我们，并不因为他在临战前吻了女朋友让我们在另一点上思索。

他们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和当时的“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高低一样。

南边那场局部战争，因为它的规模，对中国当代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

社会的大背景只是因为有这几声枪响相对丰富了一些，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我们无意把写军人的作家的实绩一笔抹去。

苏联军事文学的繁荣，美国越战片的轰动，都使我们惊诧、羡慕不已。

对于作家和批评家，观赏花草一样对待它们，白了几代少年头，留下的仍是叹息和遗憾。

这里需要丹纳式的分析。

卫国战争开始前，苏联人民头上笼罩着肃反的阴影。

建国二十多年了，他们需要和平，需要有时间医治国内战争的创伤。

战争却爆发了。

整个俄罗斯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必须紧密团结，也只有凝聚在一起，才有希望。

巨大的反差让全民族都进入一种状态——必须不惜代价把德国人赶出去。

三年间，几千万人流尽了鲜血。

活着的每个人都有亲人为祖国献出生命。

这种情感上的创痛几代人无法医治好。

后来，苏联人民赢了。

这场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

四十年都写不尽的卫国战争题材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流了血，我们赢了。

无论是对那场民族悲剧进行反思，或是直截了当讴歌苏联人民的牺牲，都因为这个大背景的完整真实，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女战士可以唱着歌从容地死，一个战士可以在一座城堡里坚守十个月，八十万女性可以选择任何形式为祖国献身。

再来考察美国的越战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