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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第10页）

现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守成求稳的阶段。

才华横溢、有思想、有深度，同时肯定也会有些锋芒和棱角的，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大希望的作品，要么被人吹毛求疵地批评，要么以莫须有罪名受到冷遇，根本无法进入主流传媒，让更多的国人认识他们；而达到一定艺术水准的，各方面都做得四平八稳、恰到好处却看不出什么文学新的发展点，倒是一眼可以看出缺乏创造力只是小心走前人走过的路的作品，有的竟会左右逢源、好事美差占尽，在哪个领域都一路畅通。

面对这种情况，人文社也感困惑，至少我是困惑的。

《古船》和《白鹿原》直到今天还不能堂堂正正摆在我们当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的行列中，反过来在艺术上未必如它们杰出，社会影响未必如它们深远巨大的作品倒是赢得不少的声名和荣誉。

这是让人尴尬和耐人寻味的。

我觉得这种状况如不改变，我们真是难以坦然面对当代文学史。

柳建伟　你这段分析很精辟。

长篇小说是一种负责完成对未定型的现实进行未完成性表述的文学体裁，它的发展方向在于迅速、深刻、本质、全面、敏锐地反映当下生活。

守成和求稳氛围，无益于这种体裁的发展。

再说，这种守成状况，与当下中国社会的主体发展大势有很大距离。

如不改变现状，长篇小说创作肯定会出现大倒退。

眼下爆炒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一没从理论上有切合中国当下社会发展本质的创造性贡献，热热闹闹十来年，一夜回到1980年；二是选错了关注对象，“三驾马车”

的作品继承了新写实的部分成果，如写原生状态，如写平凡的人与事，但却少了80年代作品的入世精神，作家的胆识和勇气已被阉割。

一个清醒者，面对这种情况，会叹息一声：世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

但对作家而言，想清醒谈何容易！

大明星效应，沙龙聚会的谈资，文学领导部门的嘉许，以及由此带来的获奖、一再加码的奖金、出国访问、分房和职称的奖励，不是一般人能抵御得了的。

威压加利诱，能有凡人不会就范？自文坛过高估量先锋派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开始，中国文学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十分浮躁的状态之中，批评家和刊物造车制大旗，小脑发达的作家匆忙搭车找旗，直到把文学引导到和日记不相上下的位置。

读者几乎丢失殆尽，文学变成了纯粹小圈子里的事。

我以为，就是这样，对文学的危害要小得多，终究那是极小人群中的热闹和冷清，日后大不了把它忽略不计就是了。

现在是政府提倡文学要对现实说些什么，这就使文学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小圈子化、私人化、社会边缘化的历史，仿佛一夜又回到了主流意识形态，范进中举的癫狂拦都拦不住。

近读几个文坛新贵的创作之谈，不知为什么就联想到了“**”

期间走红作家的声口和嘴脸。

真是太可怕了！

中国人难道就这么健忘？民族劣根性难道是像艾滋病一样无法医治的绝症？不能只把责任推到政治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上，文学界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作为出版、编辑者，负的责任可能更重一些，因为刊物和书号是不同剧目的同一舞台。

如果编辑、出版者冷峻一些，沉着一些，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些当代文学前进中的摇摆呢？

何启治　你的批评不无道理。

只是，也许因为年轻，说话用词似乎尖刻了一些。

我还想，你批评的指向大概不包括我们人文社和《当代》吧？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各领**小半年的反常历史中，人文社和《当代》一直是扮演着貌似守旧和保守的角色。

当然，我们偶尔也跟过风，比如出了王朔的长篇，但那是他最好的长篇，现在看也还有它的价值。

《当代》也发过“三驾马车”

的作品，虽然未必是很优秀的，但也不能说我们是在捧人臭脚吧？用前些年颇新潮的说法，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是文坛整个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前些年广泛进行的文学借鉴和探索，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看。

不要以为借鉴闹出了官司就因噎而“绝食”

。

在我看来，没有哪一种创作道路是唯一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嘛。

何启治　你不要打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