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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权话古今（第2页）

相互勾结的交易成本虽然高一点（一般也就是初次成本较高，一旦形成某种隐性制度，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但收益却也非常之高，而且从长远看，操作顺当，也合乎人情或者说官情。

所以，凡发达的民主国家，不仅三权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就安排许多彼此交易的障碍，而且关键是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存在发达而且代表各方利益的传媒。

也就是说，在三权分立的背后，还存在第四甚至第五权，有这些权力在背后盯着，政治只能在尽可能公开透明环境下进行，黑幕交易做起来太难。

至于地方行政层面上的分权，好像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防止地方权力的过大，对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无疑是有用的。

凡是前代地方尾大不掉的，下一代往往就要安排分权的制度，宋代矫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军阀专权之弊，每一级地方官都派出若干同级官员，比如府一级，并设知府、同知和通判等等，将权力分割，彼此牵制。

明代的三司体制，实际上也是对元代庞大的行中书省的一种矫枉。

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没有遏止腐败的原意，但一进入操作环节，这种原意也就灰飞烟灭了。

中国的官僚虽然内部派系纷纭，但他们对于自己的总体利益一向都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他们虽然姓氏各异，地望不同，但却同属于上流社会。

没有官，就谈不上绅，没有做官得到的利益，就构不成上流社会（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有变动的）。

所以，无论制度安排怎样地合理，都不会真正对官员获取好处制造真正的障碍，如果有障碍的话，也会被在制度运作中消化掉。

因为那个社会没有独立的媒体，更没有市民社会。

乡绅主导的乡村社会虽然会对官吏的过分横暴有所阻碍，但注意，只是过分横暴而已。

从根本上说，乡绅与官僚并不是对立的两个阶层，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在古代社会，对于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在忠诚与效率之间，一般都向忠诚一侧倾斜，尤其是当中央政府感到自己控制力减弱的时候更是如此。

所以，尽管地方行政分权明摆着会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运转不灵，但它却依然可以忍受，大不了在事情紧急的时候，采取一些临时的应急措施来弥补。

反正社会慢慢腾腾地往前走，不讲效率也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高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效率是这个社会的生命（记得深圳的座右铭就是：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如果我们的行政改革只是强化了中央的权力，而牺牲掉的却是地方行政的效率，对消除腐败防止权力的滥用也没有多少效用，那么，这种改革是不是进步只有天知道。

事实上，仅仅承认权力的制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这就叫进步的话，那么只能说我们以前的某些认识，还停留在秦始皇之前。

有时，我们总觉得自己早就走出了中世纪，已经可以跟发达的欧美踮起脚来比高低，其实呢，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跟古人其实还是没有多少分别。

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做的第一步，首先是给人们自由，给人们经营的自由，按自己喜欢而且可能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自由，说话而且有地方表达的自由，保障人们的私有财产，保障其取得和保存以及再生产的权利。

我看，还是将这一步迈踏实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