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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与毛锥（第2页）

武人们也拥有一些为他们出谋划策的“谋士”

，但是这些人在武人面前，不过是变形了的歌妓舞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不小心翼翼，低眉顺眼地逢迎，那么景遇就会非常惨，甚至被“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

。

无怪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会感慨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系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事实上，处于这种时代的文官们，也全没有了以往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后来的人往往很奇怪为什么像冯道那样的人，伺候完一个主子再伺候一个主子，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写出来，而且津津乐道。

其实，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委实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为谁死节效忠。

事实上，那个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也被弃之如弊履，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文人笔记记载了各地文庙房倒屋塌的惨状，还看到了那时节的文人如冯道，安然跟了几个主子，却一点羞耻感都没有的风习，传统的气节已经在武夫的专横霸道中**然无存了。

赵匡胤靠着一帮骑马抡枪的哥儿们的起哄和拥戴做了皇帝之后，情况起了变化。

此公也是纯粹的武夫，民间传他是“一根杠棒打天下”

，一身的武人习气，对文人其实并不喜欢。

据说他见朱雀门匾上有“之”

字，就说，为什么不直书朱雀门，要这“之”

干什么？有人答曰，这是助词。

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第二二页）但是他与前辈武夫不同的是，虽然依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头脑却非常明白。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从前的老路走下去，仅仅倚靠长枪大戟支撑着他的宝座，那么用不了多久，别人也会依样画葫芦，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

在他以前，这样的事情军人们做得实在太多了，拥谁废谁其实并无爱憎可言，只是看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皇帝掏空了国库也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骄兵悍将的欲壑，上前线的军人刚刚领完赏赐，就嚷着到对方再去领一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干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

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

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

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爆，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

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

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

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

。

（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第二六八页）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

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

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

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

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由文官包办，而且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抚。

不仅同级别的官员武官不能与文官相提并论，就是七品的知县也比四五品的武员如参将、游击牛气得多。

满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么对汉文化这一套的劲头比汉人还大。

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