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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与毛锥（第1页）

武夫与毛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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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兴废的铁律，虽然古今所用之枪大不相同，但是没有枪杆子要想改朝换代，无异痴人说梦，就是宫廷政变，也得有武力支持。

秦汉以来，易代的君主禅让的不少，但个个都是被逼无奈，因为手底下没了枪，而接受禅让的主儿，恰恰相反。

可是，一代代马上得天下的雄才明主们，一旦坐稳了金銮殿，就不约而同地铺张文治，讲究礼仪，奖励道德文章之士，过去一块打天下的功臣们（主要是战将武夫），难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似乎不及时偃武修文，装样子附风雅，不惟富贵难保，脑袋也有坐不稳脖子的危险。

重文轻武是传统政治制度的常规性原则，几乎每个朝代文官都要比武官牛气，上朝排班，文左武右，明显文要压武一头。

绝大多数政事，武员没有多少发言权。

同级官衔，文官要比武官地位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武官给文官施礼，文官可能爱理不理的，应一下景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为了坐稳江山，皇帝压制武夫是正理，如果不如此的话，在马上夺来的天下就可能又被骑在马上的人夺走。

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拥有对常态政治的最大发言权。

但是，任何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暴力和动乱的危险，更有外敌入侵的可能（对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压力下的汉人王朝，更是如此）。

因此，枪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的。

传统政治体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文人治军，即军队的统帅部主要由文官承担，这在尚书省作为全国行政中枢以后，就是这样了，开始是地位较低的兵曹，宋元以后，六部形成，兵部成了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而兵部的组成，全部都是文官。

奇怪的是，在战乱到来的时候，按理是横刀立马的人扬眉吐气了，可是有时武人却依然受气，为士大夫所轻。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张飞、关羽这样的“万人敌”

出尽了风头，可士大夫却并不把他们当回事。

刘备夺了四川之后，一次张飞主动邀刘巴一起住，可刘巴一句话也不跟张飞说，张飞气得要命，要诸葛亮评理，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非常仰慕你，你怎么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呢？刘巴答道：大丈夫处世，应当交结四海英雄，为什么要和“兵子”

共语呢？刘备知道了以后，也气得半死，可也没把刘巴怎么样。

（《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在罗贯中笔下，张飞是何等的了得，一杆丈八蛇矛，打遍天下：一声大吼，吓退了曹操百万雄兵，可是哪里知道他受过这样的鸟气！

武人如此受气，为什么他们会甘心忍受呢？这不仅是由于文人有皇帝的撑腰，而且还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被人们认为拥有调和阴阳，驾御天人，安邦定国的本领。

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了某种氛围，武人就不能不自感矮了一头，不忍也得忍。

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是，打仗斗智不斗力，在战争时期，文人的计谋往往使他们成了战争的主角，三国争雄时期就是如此。

难怪张飞和曹操以及江东的碧眼儿手下骁将们，个个都要让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们三分，对于像诸葛亮和陆逊这样的文人，恐怕要让的还不止三分。

然而，这种文重于武的政治传统并非一直保持了下来，东晋时期各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那种文化含量比较高的战争性质，在某些场景，只要有蛮力，弓马娴熟，仗就能打赢。

最后，隋唐的大一统，实际上也表示了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习惯占了上风。

在唐朝的大多数时期，虽然文官体系势力依然有力量，但是文人治军的传统却终止了。

往往是武人而不是文官出任战争的统帅，最后干脆让纯粹的武将统兵戍边和开边，这些武将甚至不少是胡人。

由于国势的强盛和统治者的自信，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们，所受的约束非常之小，差不多可以对所辖的军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战争的文化含量也依旧不高，大字不识，或者顶多粗通文墨的胡帅们基本上决定了边境战争的走向。

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它不仅仅意味着唐帝国由盛转衰，军阀割据的开始，还标志着武人主导战争和政治的时期的到来。

唐帝国的文官体系在藩镇和宦官的两面夹击下，日益萎缩，到了五代时期，文官体系已经残破不全了，根本上就是武人的点缀。

文官不仅不再奢望做帝国道业的守护者，连治国与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萎缩到为武人征粮敛钱的地步。

当赳赳武夫炫耀“长枪大戟”

蔑视“毛锥”

（即毛笔）时，文官只能无力地争辩说，若无毛锥，钱赋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