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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墨的批判（第18页）

他有时候却又不肯“从众”

。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就表示得很鲜明，他一只脚跨在时代的前头，一只脚又是吊在时代的后面的。

“拜下”

是拜于堂下，受拜者坐于堂上，拜者“入门立中延北向”

而拜，这种仪式，我们在西周的金文里可以找到无数例，这是奴隶制下的礼节。

等时代起了变革，阶层上下甚至生出了对流，于是拜者与受拜者便至分庭抗礼，这也正是时代使然。

众人都上堂拜，而孔二先生偏要“违众从下”

，很明显地是在开倒车。

从此可以见得他对于礼，一方面在复古，一方面也在维新。

所谓“斟酌损益”

的事情无疑是有的，尽管他在说“述而不作”

，但如三年之丧便是他所作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杰作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自己的门徒宰予就已经怀疑过不是杰作了。

在主观方面强调学，在客观方面便强**。

教与学本来是士的两翼，他是士的大师当然不能离开学与教。

他有有名的庶、富、教的三步骤论，是他到卫国去的时候，冉有替他御车，他在车上看见卫国的老百姓很多，便赞叹了一声：“庶矣哉！”

——人真多呀。

冉有就问：“庶了又怎么办？”

他答道：“富之！”

——要使他们丰衣足食。

冉有又问：“已经丰衣足食了，又怎么办？”

他又回答道：“教之”

——好生展开文化方面的工作去教育他们。

究竟教些什么呢？可惜他没有说。

不过他是承认老百姓该受教的，这和奴隶时代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有受教育的权利，已经完全不同。

他是仁道的宣传者，所学的是那一套，所教的也当然就是那一套。

文行忠信是他的四教，他的门徒是分为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四教和四科大概是可以扣合的吧，总不外是诗书礼乐和所以行诗书礼乐的精神条件。

他本人确实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并不是机械式的，他能够“因材施教”

。

他也不分贫富，不择对象，他是“有教无类”

。

当然，也并不是毫无条件，只要有“十小条干牛肉”

（束脩）送去，他就可以教你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这也是教书匠的买卖不得不然，假如连“十小条干牛肉”

都没有，你叫教书匠靠吃什么过活呢？

孔子在大体上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主张人文主义的人，他不大驰骋幻想，凡事想脚踏实地去做。

他生在那么变化剧烈的时代，旧名与新实不符，新名亦未能建立，故他对子路问政主张先要“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