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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辩思潮的批判（第38页）

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

物也者大共名也。

推而共之，共则有（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

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

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

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

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如蚕化为蛹之类）。

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正名》）

《正名篇》更进还作了一些名实期命说辩等的界说之外，对于名学的方法依然没有什么发明。

“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辩”

，所谓命即是名，所谓期当是形容之意，这些程序也是常识。

说辩要怎样才能合理，怎样便是悖理，他在方法论上毫无建树，而只注重在所说的内容，便是所谓“道”

——“道也者治之经理也。

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

正名而期，质情而喻，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

听则合文，辩则尽故，以正道而辩奸，犹引绳以持曲直。

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是圣人之辩说也”

。

这是他所标榜的辩说底最高阶段了，然而只是伦理上的“道”

的演绎。

他不是想探索名辩法则的论理以寻求真理，而只是根据一种主观观念的伦理放为说辞而已。

故尔他的方法也和墨家《经上》派差不多，至多只做到了一点正名与推类的工作。

在名学方法上虽然没有用到什么工夫，荀子的兴趣却是偏向在心理揣摩的方面去了——“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

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曳）则病傭。

善者于是间也，未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傭，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匽隐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

（《非相》）。

这主要是说逢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即是揣摩形势，揣摩心理。

但要怎样才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

，而“缓急赢绌”

适得其度，他也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

这倾向到他的弟子韩非，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有名的《说难》及《难言》诸篇便是从这儿滥觞起来的。

但这种探索只能属于宣传术或所谓雄辩术的范围，而异于所谓逻辑学了。

（194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