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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宋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第3页）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元丰年间，有位70多岁的老儒，在考卷上只写了一句话：“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结果也被录取了。

（朱彧：《萍洲可谈》卷1）

宋代的统治者知道，历朝历代，士大夫都是社会的精英，各种形式的造反与反叛，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就成不了气候。

只要拉住了士大夫阶层，就稳住了社会，稳住了国家，至少来自国家内部的反叛就不再可怕。

显然，对于这一点，他们是成功的。

宋朝统治对于农民来说，虽然比起前朝不知贪酷多少倍，但来自农民的反抗，却始终没有形成像汉代的黄巾起义和唐代的黄巢起义那样达到足以毁掉王朝的规模和气候。

进士考试的内容，在宋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上台，锐志变法。

他一直对进士以诗赋取士不满，认为这样会助长浮华的学风，引导士人不务实际，于是将诗赋改为“经义”

，即对儒家经典的阐释。

这种经义考试，是一种围绕着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阐发的文章，等于是让考生现场作文。

作文的主旨和内容，逐渐在官方肯定和流行的经典注释中定型，文体也逐渐程式化，最后直至演变成明清时代的八股文。

从后果看，以经义取士的效果比诗赋还差，学风固然不浮华了，但却走向僵化因循。

其实，考试内容变化的动力，不尽是王安石等人对以诗赋取士的不满，而跟当时的士林与官场风气有关。

经过五代十国军阀的暴政，士大夫道德水准大幅度下降。

科举的牟利性大大增加，为国家取士的份额逐渐缩小，考官与考生两个方面舞弊的可能性都大幅度增加。

考生作弊不再像从前那样不齿于士类，因而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

同样，考官以及考官背后的达官贵人，利用考试舞弊的可能性也比唐朝大了不知多少倍。

宋太祖开科不久，就出现了主考舞弊事件，害得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举行补考（当然，此事因祸得福，这是后话）。

南渡后，权臣秦桧居然能公然舞弊，让自己的孙子当上状元。

为防止科场的种种弊端，许多前所未有的制度规定被制定出来。

比如考官的亲属回避，出题人事先隔离，考试期间考场封闭，巡查监考，考卷的密封，为防止辨认笔迹而集中誊录（专门设置誊录院）等等。

几乎后世能采取的措施，当时都采取了，但这依然刹不住作弊之风。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以诗赋取士，由于士林整体风气变坏，已经不可能像唐朝那样，靠“行卷”

来综合考察考生的才华。

单凭卷上的一首诗，很难反映出考生的综合水平，而且，对诗的看法，见仁见智，主观随意性很大，没有比较客观的尺度。

所以，为了使考试更加公正，最大限度防止作弊，考试内容势必向程式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更多地考虑考生的文字技巧，因此而走向思想贫乏、形式繁复，也多少有它的不得已之处。

宋人科举考试的考场

2．学校制度

宋代学校制度在宋初的时候，基本上模仿唐朝，学校跟科举的联系，只体现在为考试提供考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