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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戊戌维新变革的制度意义（第3页）

然而就是这样足够温和的改革，也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中引起了强烈反应。

机构的裁并，尤其是河督和漕督衙门的裁撤，使得一大批借此谋生的旗人丧失了牟利之所，激发了旗下政治中最为恶劣的风潮，而本来就不甘心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旗人的哭诉和鼓动下，对变法日益反感。

从表面上看，戊戌变法跟传统意义上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的变法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其中的官制变革，实际上都是清朝政府早就应该改而没有改的，即使最为“激进”

的废八股之举，也是士林舆论呼吁了多年的，人们早就有思想准备。

这种变革，按说没有突破西太后的底线，就是国内大多数偏于保守的士大夫，也是能够接受的。

真正令西太后不能容忍的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另外两个因素。

首先，令西太后周身不快的是光绪的另起炉灶之举，即所谓开懋勤殿和设立制度局。

西太后明白，虽然这些新设的机构名义上只管改革，但倘若真的设置了，就等于另立军机处，原有的机构就会被架空。

旧系统是她的，新系统是光绪的，只有通过旧系统她才能够从中驾驭，如果新的取代了旧的，自然也就意味着她对朝政的控制不复存在。

加上光绪借口阻拦臣民上书，未经她首肯撤掉了礼部六堂官的职，在军机处掺沙子似的加上四小军机，因此西太后有理由认为，光绪的夺权行动已经提前到来了。

其次，虽然变法动静并不大，但朝野上下的维新派所造的变革声势可不小。

虽然朝中变法连行政改革都谈不上，但《时务报》关于开议会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让士大夫家喻户晓了。

一些易服剪发的社会变革议论，康有为自命圣人的托古改制的舆论鼓噪，都过分地刺激了保守士人和朝官的神经。

不过真正让西太后感到愤怒的是这些变法舆论制造者们卖力的扬帝抑后的鼓噪。

康有为等人当时对政治有一种从传统继承下来的道德惯性，把变法的希望，全数压在并没有实权的光绪头上，屡屡建议光绪“乾纲独断”

，明显要排斥女主当政，结果是越发刺激了权欲甚重的西太后。

其实，真正令变法迅速失败的，还是那不幸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

只要西太后不肯放弃权力，而且又无法直接主导变法，那么变法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只不过失败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罢了。

变法最终以激烈暴力对峙的形式失败，西太后发动政变，事实上对于清朝和西太后本人都是一个悲剧，戊戌政变的结果，使得西太后和朝廷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后转，趋向反动。

一连串向后转的大动作，不仅违背了原先现代化的初衷，而且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

在手里没有多少牌可以与西方对抗的情况下，最后竟然利用义和团的迷信与西方对抗，围攻使馆，与列强宣战，无端地使国家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

当然，戊戌维新对于中国制度变革并非没有意义。

从旧营垒中分裂出来的士大夫，经过几年办报、结社和办学的经历，毕竟在中国第一次演练了西方政治的某些过程，也经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

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开会，什么叫做表决，什么叫做议案。

康梁维新，虽然没有战胜中国顽固势力，但却在思想上启蒙了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了思想上的康党。

戊戌后的反动虽然黑云压城，但向往变革却成为此后的潮流，任谁人也阻拦不了。

只是，经过戊戌政变和庚子年的反动后，不仅中国自我改革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得过于恶劣，而且清朝政府经此反复，犯下大错，历史留给朝廷的合法性空间也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