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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治中枢的变迁（第5页）

宪宗不得已安排见了一次内阁成员，但相见时皇帝一言不发，待大臣三呼万岁后即离去。

周围太监们说，时常不闻召见，好容易见了只听到呼万岁。

后来，人们称内阁为“万岁阁老”

。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

由于长年累月见不到大臣，皇帝的猜忌心只能越来越重，于是开始依赖特务机关锦衣卫、东厂（有时还设西厂），对朝臣加以控制。

东厂和锦衣卫事实上已经合流，统归司礼监掌握。

它们一方面刺探朝臣的所谓不轨言行，一方面可以自行对朝臣逮捕关押。

凭借这个特殊镇压渠道，司礼监的权力往往可以达到令天下战栗的地步。

同样由于猜忌，皇帝往往派太监去监视地方和军队，最后发展为矿监、税监、盐监和珠监（对采珠地方派出的太监），这些人干脆直接搜刮工商，为自己敛财。

更加危险的是，派出的太监居然可以在仪式排位上压过官员一头，这事实上使宦官地位得到了立体化上升，可以公开地主宰朝政。

在这种情形下，中枢决策中心的内阁与司礼监这双轨机构，权力的不平衡是决定性的。

即使在内阁尚能比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阁臣也需主动与司礼监搞好关系，比如张居正就与秉笔太监冯保，保持着密切关系。

在皇帝比较昏庸，特别依赖太监的时候，内阁则完全被司礼监所压倒。

前面提到的刘瑾，不但将奏章随便拿回家批答，而且写完了之后拿回来让阁臣焦芳为他润色，而首辅李东阳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已经变成了司礼监的附庸和工具。

内阁与司礼监，此消彼长的势头是一边倒的。

据说嘉靖年间，有个太监说过，“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

这番话很生动地说明了太监与内阁势力的消长。

到了熹宗年间，朝臣全都沦为司礼监的奴才，稍有自尊者不是被迫害死，就是弃官归田，赋闲回家。

满朝文武，争相当魏忠贤的干儿干孙，连王公贵族，见了内监都要回避。

依附魏忠贤的大臣，文则有所谓的“五虎”

，武则有“五彪”

，再下则有“十狗”

、“十孩儿”

、“四十孙”

等党羽，“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

当然，赵翼说得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明代的宦官专权，虽说非常可怕，但魏忠贤即使号称九千岁，遍地都是他的生祠，但以一个残缺之躯想要做皇帝，可能还是有点超乎他和他的党羽的想象。

明代宦官虽然权重势大，但经过理学多年浸润和皇权的神秘化熏陶，朝中人无论士大夫还是宦官，要想篡位都有巨大的心理障碍。

宦官的权势，说到底，都是皇帝给他们的，他们只是附在皇权大树上的藤，很难有意识去对抗皇权。

这就是为什么在朝野布满魏忠贤党羽的情况下，一个以藩王入继大统的崇祯帝，才几个月，就能把魏忠贤扳倒的原因。

明宣宗坐在龙椅上，帝王之尊，于明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