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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治中枢的变迁（第4页）

明朝负责内宫事宜的机构叫内侍省，是管理宦官的衙门。

由于下设机构主要是监、司和局，监的地位最高，每个监的主管称为太监，所以自明朝以后，宦官在习惯上被称为太监。

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对于历代宦官专权原本是深恶痛绝的，曾经在宫中立下铜牌，上书宦官不许干政的禁条，而且为了防微杜渐，他还不许太监读书识字，并在实际的宫廷事务中，将太监严格限制在伺候人的范围之内，严格限制太监的数量。

但是，朱元璋皇帝做得久了，对太监的依赖逐渐增多，太监的人数逐渐增加，机构也就愈发完善。

建文帝继位后，一反其祖所为，对太监严加限制。

但是永乐篡位以后，由于在战争中相当多的太监站在了他的一边，为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报，所以，自他起，太监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原来的种种限制逐渐化于无形，连那个铜牌也被偷偷扔掉了。

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

明代的宦官专权，是历朝历代之最，开创了宦官制度上的奇迹。

这种专权，跟历代的宦官专权有所不同，由于皇帝个人的信任和亲昵，导致宦官权力溢出，明代的宦官专权是制度性的。

其中的关键在于明代废相以后，皇帝独揽全部行政权力，但又无法完全应付。

在这种格局下，下面来的奏章是通过通政使司首先送到皇帝那里，再由皇帝亲自处理或者交给阁臣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再由皇帝用朱笔形式上誊写一遍，算是他亲自处理了。

这种政务处理方式，一头一尾的关键环节。

都要经过皇帝本人，皇帝一天不办公，整个政务就要停滞。

如果皇帝本人懒惰，又不信任别人，那么身边伺候笔墨的宦官秉笔太监就有机可乘了。

明神宗朱翊钧是在老师张居正卵翼下，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事事都由张师傅摆布，朝政很有起色。

张居正死后，反张的人们对张的诋毁和对皇帝的吹捧，唤起了神宗的“事业心”

，他一面对死去的张居正追加贬斥，一面准备自己大展身手。

可是，当他真的“乾纲独断”

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明白，什么事情也处理不好。

他薄嫩的面子，使他不肯认输，同时也不甘心像前任一样，听任宦官做立皇帝，结果是采取了缩头乌龟的策略，干脆称病躲到后宫里不出来，导致全国政务二十几年停滞，所有朝廷重大事务没人理会，刑部大狱里装满了待决的犯人，朝廷各个部门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补，六部堂官仅剩四五人，原来五十余名的给事中，只余四人，原来百员的御史，只剩五员，连内阁也只剩下一个人。

大员遭逢丁忧（父母死亡），不敢不去职，奏报数十，也没有人理会，只好自己走人。

跟有宰相的皇帝不同，即使仅仅誊写一遍，皇帝的工作量也相当的大，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日常的公务很多，遇有突发事件，公文更是堆积如山，加上朱家的后代往往比较懒，所以，免不了要让在旁伺候笔墨的太监代劳，让他们替自己誊写御批。

开始的时候，太监代笔，皇帝还在边上看着，久而久之，就听任太监自己干了。

开始是票拟偶尔出现错漏字，批朱的时候可以改动，后来则随意添改，发下来都是皇帝的旨意，谁敢怀疑。

刘瑾做秉笔太监时，居然经常把奏折拿回家去，找几个狐朋狗党一起商量后再批答。

（《明史》卷304《刘瑾传》）就这样，司礼监（主要是秉笔太监）就获得了批朱权，与内阁的票拟权遥遥相对，但是，批朱权显然要压过一头，因为批朱后的奏折，就是法律，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其中，秉笔太监的作用举足轻重。

明朝的大权宦，如王振、刘瑾、魏忠贤都是秉笔太监出身。

时间长了，由于秉笔太监的地位突出，司礼监的实际负责人就改为秉笔太监，而且机构也逐渐扩大，权力越来越大。

这个机构逐渐发展为收发奏章、传宣谕旨、掌管东厂，以及干预司法、后妃选择、监控地方和军队、留都守卫、管理皇室收支（包括包揽地方工商税收），几乎无所不管。

明朝皇帝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普遍地不愿意见大臣。

宣德以后，甚至连内阁成员都很难“一睹天颜”

，于是，司礼监太监又得了一项特权，就是传达皇帝旨意，有的时候是笔谕，有的时候是口谕，而越到后来口谕越多。

往往是太监们口衔天宪，随意添改。

开始还是秉笔太监亲自到内阁或者六部传旨，后来干脆派个小太监到内阁知会一声就完了。

明宪宗成化年间，一次彗星出现，大臣们纷纷借机上奏说是因为君主阻隔，大臣们见不到皇帝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