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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治中枢的变迁（第3页）

所谓的票拟，又叫条旨，就是内阁成员先将需要处理的公文奏章审阅一遍，然后代皇帝草拟好处理意见，即代皇帝拟好批答谕旨，然后贴在奏章上送交皇帝最后拍板。

皇帝如果同意，再用朱笔誊改一遍，作为正式谕旨下发，如果不同意，则交内阁再议。

至于那些仪式性的制、诰等类的皇帝诏书，更是出自内阁的手笔了。

其实，在朱棣时代，皇帝批答奏章也经常参考“秘书”

的意见，复杂的诏令，让“秘书”

先打个草稿的事情也是有的，只是当时朱棣经常喜欢操笔涂鸦，也没有票拟这个说法，所以，人们一般认为票拟权是在永乐以后才有的。

票拟权的出现，使得内阁实际上掌握了朝政的处理大权。

由于皇帝对奏折的批示意见是内阁起草的，六部开始向内阁请示工作，以便预先留有余地，免得奏折被驳回。

宣宗即位，内阁的名称，也逐渐开始见于官方文献。

到了明英宗时，人们开始将内阁类比中书省，英宗甚至称阁老为辅相。

到了嘉靖年间，内阁开始出现首辅和次辅的排次，更加接近于原来有宰相时的左右丞相，入阁的人，外间统称阁老，以示尊崇。

（4）明代内阁的特点。

明代的内阁，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朱元璋以后的皇帝对宰相体制的部分恢复，或者说一种替代补偿机制。

因为让皇帝亲自处理繁杂的日常政务，对皇帝来说，实在是一项过于辛苦的差事。

有从政经验的虽然辛苦，也许还能对付，轮到那些生长在深宫里的皇帝的时候，往往不堪其苦，不仅身体受不了，对精神和心理都是一种折磨。

况且，作为世袭制的帝王，能力参差不齐，碰上能力差的，可能连应付都应付不下来，祖制又不能违反。

或者后来的皇帝内心里也不想违反，所以只能在原来的秘书班子上打主意，不断地增加他们的地位，添加其权力，让他们帮自己干活，部分地做事实上的行政首脑。

但是，终明之世，内阁从制度意义上讲，仍然不是宰相。

它在编制上一直是临时的，成员严格上讲也都有自己的本职，入阁只是一种兼差。

而且，六部作为执行机关，在体制上并不隶属内阁，内阁领导它们，事实上没有法理上的依据，所以内阁和六部经常会出现摩擦。

这个制度跟宰相体制最关键的区别是，天下的奏章不是先通过他们，而是由通政司首先送达皇帝那里，再由皇帝批交他们处理，处理完之后，再返回皇帝定夺，用朱笔按阁臣拟的意见批下去。

这里，伺候皇帝笔墨的司礼监的太监（宦官），在皇帝比较懒惰的时候，往往会做些文章。

所以，内阁的作用往往受皇帝个人性格与气质的影响，取决于皇帝对司礼监太监的依赖程度，更取决于皇帝对内阁成员个人的信任程度。

当皇帝比较开明，或者说比较懦弱，同时对阁臣又比较信任，对司礼监尚能控制的时候，对公务处理往往大撒手，所有奏章到他这里只是过过手，例行公事，既没有多少“留中不发”

的事情，也不会对票拟有更多的挑剔。

在这种情况下阁臣就有点像宰相了，权势几乎跟宰相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像几朝元老的“三杨”

（杨士奇、杨荣、杨溥），世宗时的严嵩，神宗前期的张居正等都可以说是没有宰相之称的宰相，拥有类似宰相的权势，可以部分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但是，反过来，如果上述条件不具备，那么内阁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上面要受皇帝的气，或者将重要的奏章留中不发，或者对票拟百般挑剔；中间要受司礼监的气，怕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坏话。

司礼监在实际掌握了批朱权之后，事实上变成了“立皇帝”

（皇帝身边站着的皇帝），一举一动举足轻重，内阁往往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下面还要受六部等执行机关的气，只要内阁所受的“恩宠”

稍衰，权力颇大的六部就有可能乘机刁难，不听招呼。

所以，内阁是宰相，也不是宰相，本质上依然是由于皇帝制度外的信任而私授权力的秘书班子。

2．司礼监的权势消长与明代的宦官专权

所谓司礼监，原本是宫廷宦官的一个机构，负责宫廷的礼仪宴飨等事宜，在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负责跟礼部和光禄、鸿胪寺等部门的协调。

在司礼监的下面，设有秉笔太监，伺候皇帝的笔墨和茶水，原本只是皇帝的书童。

正是这个秉笔太监，最后成为宦官专权的一个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