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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前后19101911（第17页）

大约这种品评向周孝怀的耳朵里也是传达到了的，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体的“劝业场”

的“劝”

字后来竟不能不改成“商”

字以作敷衍了。

——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笑话，但这儿正明显地表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醉心于新式的工商业而提倡有心，而结果只能成为一种买办式的营业。

厂是“制革厂”

。

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项事业罢。

这是用牛皮来制造各种西式皮箧的犯人的工厂。

所出的革制品在四川自然成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

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我们大哥的来信说，好像比日本的成品还要价廉物美，因为日本的革制品都是纸做的。

唱是戏园。

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叫“悦来茶园”

，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

那儿在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

，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来教练，很有些像日本的“帝国剧场”

。

当时“改良川戏”

的名目颇流行于一时，如像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

、“改良红梅阁”

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

这要算是戏剧的资本制度化，本身虽不是生产的，而在剥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产的。

察便是“警察”

。

这不消说完全采用的新式办法。

这办警察的费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场厂唱”

得来，经费充足，因而在表现上也很有成绩。

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针，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

例如学生和警察的冲突，新军和警察的冲突，便是这种情趣的表现了。

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

（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

他后来由巡警道调充了劝业道，大约也就是对于这种众怒的缓冲政策了。

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当时——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

虽然他自己容或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所归属的当时的官场又是以拿办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势力的集团，但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于封建社会的革命。

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

，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

自然这些都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德，而同时他的事业仅能限于极消极的一部分的消费部门，且如像“劝业场”

之不能不改为“商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