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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夔门1913（第13页）

当时的国是，是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于是大哥的号便由成五变而为崇武。

近年大约是因为年龄的关系罢，不知几时崇武又变而为橙坞了。

他由东文毕业之后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学的并不是军事而是法制经济。

盛清逊国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中了一个法科举人，在司法部做过一向小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

回川之后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绅班法政的两个学堂里担任过教授。

革命以后做过几个月的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

后来交通改局，他便进了打箭炉。

不久便以川边经略使代表的名义驻扎北京。

但他可以说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游历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时候，我还是中学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学毕业后进法政学堂，将来可以作为他的帮手。

但我违反了他的意旨。

我说我厌恶学习法政，而且厌恶学习法政的人，在中学毕业后便进了成都的高等学堂。

在当时维新变法的过渡期间，大家秉着“学优则仕”

的古信条，学习法政，是成为了风尚的。

辛亥革命以后因宦海中起了新陈代谢的宏波，于是法政风更成为了狂风。

在民国元二年间，单以四川的成都一个省城而论，私立法政学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

其中父子同学乃至祖孙同学的佳话都时有所闻，在当时大有“法政不死，大乱不止”

的神气。

大哥是宽宏大量的人，我比他虽然要小十四岁，但他从不曾严厉地责备过我一次。

我在前虽然违抗了他的意旨拒绝学习法政，而且毫无忌惮地说厌恶学习法政的人，他也毫不介意。

这次我由四川出来，中途把天津的军医学校抛弃了，在我的私心以为大哥是一定赞成我的，他一定会和我们的居停主人同乡京官一样，即使不说出口来，也要暗暗地赞许我的志趣远大。

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满不以为然。

他的声音并不严厉，态度也依然是和缓，但仅此已经是对于我的一个棒喝，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我实在是太孟浪了。

我毫无把握地干出了这样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来。

但大哥在说了那几句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他看见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铺去，花了五十几块钱替我买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当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觉着温暖的。

当天他在外面访问了好些旧友，晚上很迟地才回了寓，看他的态度是很不得意。

当然是没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后要进京面陈方略，他的开路先锋的两排卫队在九十月间已和我们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头，经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个公电给四川的同乡京官，把他的“土皇帝”

的身份发挥得真是十足。

那电文是“昌衡此次晋京，欲学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乡亲友，一概免见。”

这样一个电，把同乡中的大小京官弄得众口哗然，没有一个不骂声“昌衡这小子猖狂”

。

同乡京官中有施某和顾某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而为尹昌衡所杀的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又是袁世凯的“商山四皓”

之一，于是乎土皇帝一晋京便被京皇帝软禁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哥的处境不用说是很困难的。

寝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炕之外，北窗下安着有一架杨妃椅，自从大哥回京以后，我的寝具便移在杨妃椅上去了。

椅和炕之间相隔不过三尺，靠着东手的壁次有一个茶几，上面点着一盏洋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