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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夔门1913（第14页）

有一天晚上，大哥坐在炕上很沉闷，我坐在杨妃椅上也找不出话来说。

大哥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他突然对我说：

——“我今天替你把学校的情形打听了一下，年假中各处都不招生。

听说只有法政学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你又不愿学。

你的意思究竟怎样呢？”

这些消息我本来早就打听到了的。

在我自己的意思，觉得除学法政而外，没有什么专长，早已打定主意要考法政。

但在大哥面前却不好说出口来。

大哥看我没有回话，他又接着说：

——“学法政也真是没有着落，天下大乱实在是病在于学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学军医，怎样呢？学校方面没法挽回吗？”

——“假使早得两个礼拜或者还有办法，听说已经挂了我的斥退牌。”

我这样说本是照着事实回答的，但好像把责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真的，我该早回来几个礼拜。

……照着目前的形势看来，恐怕我们兄弟两人在这儿的生活都很难维特。”

——“回四川去又做什么呢？”

——“我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

大哥没有置可否，停了一会只说了一旬：“等到明年开春，看看情形再说罢。”

我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

有生以来象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验过的。

自从大哥回京之后，京官寓里的客日渐加多了，尤其在礼拜日，每每有唱双台的时候。

因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

客多半是国会议员。

自从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实行“苦推打”

，把国会解散了以后，那些国会议员无事可做，似乎是把访问这件事作为了消磨时间的专业。

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选出的议员来访问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谈了一番国政之后，听说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学堂，便难兄难弟地称赞起来。

接着又说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华学校的中学部，将来是要留学美国的，真真是他们一县的“空前绝后”

的人材。

大哥隔着布帘听见，悯笑了一下，低声地说：“空前有之，绝后则未也。”

但我却愈见地难过，觉得我这个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长争气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这个日期我是没世不能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张次瑜，来访问他来了。

适逢京官有客，我们便退在寝室里谈话。

次瑜也是国会议员，他是大哥的东文同学，后来同留学东京，同在成都任教职，革命后曾任四川军政府的财政部次长。

他在成都时就是认得我的，一看见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

大哥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了他，最后是说到没有出路，不知道该怎样的好。

——“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学呢？能够的时候我可以帮忙送去啦。”

国会被解散以后，所有旧国会议员每人是照原薪支给三个月，发遣回籍的。

张领到了这三个月薪金，便决心往日本去游历，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观望一下中国政局的推移。

他在二十八号便要动身，特别走来向大哥辞行。

——“我也想到这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