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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时代（第4页）

天津的军医学校是国立的官费学校，民二的夏间在全国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摊派六名，我被录取了。

暑间离开成都首途，但到了重庆，便遇着二次革命爆发，又折回成都。

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后，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发，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罢，记得经过黄河大桥时，已经在飞着雪了。

自己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闷。

到了天津之后，虽然经过复试，仍被录取，但却没有心肠入校，我便独自跑到北京去了。

当时我的长兄橙坞先生在做川边驻京代表，虽然到日本、朝鲜去游历去了，但早迟是要回来的，我有这样靠背，所以便决心跑去找他。

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

我到了北京，在一个同乡京官家里住着，等到年底，长兄才从国外回来了。

起初他对于我的求学也很感棘手，后来决定把我送往日本。

我是三十号离开北京的，由火车经过山海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

在釜山领事馆里面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因为那时的领事柯荣阶先生是长兄的同学。

之后便又渡过日本，直达东京。

在这儿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

长兄送我离国的时候只给了我一条重六两多的金条，叫我到东京去变换成日币，作为学费。

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费学校，不然将来的学费就难以接济。

当时中国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契约，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的医学专门学校，山口的高等商业学校（这一学校因有一次发生事故，便无形中停止了收中国学生），这五个学校都招纳中国学生，凡是考入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也就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

这五个都是日本的国立学校，考上了又有官费，因此为留学生所竞争的目标，也就最难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还没有考进去。

我是初去，想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那简直是没有把握的事。

而且几个学校招生在那时多在暑期，我是正月到的东京，要在当年的暑期应考，事实上还不足半年。

但假使不考，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学费便要成问题了。

因此我在当时实在是拚了命，拚命地学日文，拚命地补习科学，结果我终竟以半年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学校。

这在当年听说是没有比我更快的了。

日本的高等学校约略等于我们的高中，是大学的预备门。

在当时是分为三部，第一部是学文哲、法政、经济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

在应考时便得分科，因此便发生自己的选业问题。

当时的青少年，凡是稍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样来拯救中国的。

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应考第三部。

这时的应考医科，却和在国内投考军医学校的心理是完全两样了。

我在初，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然而终究没有学成，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

考入高等之后，有一年的预科是和中国学生同受补习的。

预科修满之后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学生受同等教育。

三部的课程以德文的时间为最多，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钟头的德文。

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须得学习。

科学方面是高等数学，如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微分、积分，以及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的讲习和实验，都须得在三年之内把它学完。

功课相当繁重。

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启发而重灌注，又加以我们是外国人，要学两种语言，去接受西方的学问，实在是一件苦事。

我在高等学校三年毕业之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