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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案:最大的错处就是骂了鲁迅先生。
)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加以细密的分析,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够运用的方法,便想机械地拿来运用。
(这大约是责备那时的运动过激了的意思,在这儿正表示着鲁迅的认识之极不正确。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文艺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艺是只有纯粹的战斗。
)第二,他们,特别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东西,以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简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来,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镳杀干净,使人对于革命只是怀着恐怖。
(这一节不知道是根据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区区浅学,指不出出处来。
)其实革命决不是杀人的东西(阿弥陀佛),而是活人的东西(再来一个阿弥陀佛)。
像这种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
(这句话原有引用符,未样出处),而自行痛快的态度,这也不好怎么说得,只好说是中了才干加流氓痞棍的毒。
这一段文章说得倒还风凉,不过先生的苦心我们是不好忽略看过的。
便是一九二七年连到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坚实而正确,只是创造社的几位旧人都是投机的家伙,而且带着“极左的凶恶的面貌”
,反使革命生了障碍。
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痞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
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
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份,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份。
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的!”
是的,我们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也是创作。
他在“一瞥”
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
的历史。
(须要注意:“才子”
者轻薄之谓也。
)
鲁迅的《一瞥》是很长的一瞥,在下文他还把近年来的左翼文学运动“瞥”
了一下。
在这次运动中最可庆幸的是我们鲁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说得像煞有介事。
不过他叙述创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这儿,以下我不便再多事征引了。
创造社遭了封闭的一节,鲁迅先生是绝口不提的,当然这在“正人君子”
看来正是那痞棍集社的恶贯满盈了。
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
和暴力团的团长一样的前田河广一郎从前到过一次上海,因为创造社的人没有欢迎他;待他回国之后听说创造社遭了封闭,他便大大称快,在他的机关报《文艺战线》上做了一篇痛骂创造社的文章,说是中国的Ultra派(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极左派)被中国社会清算了。
我看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
实在赶不上我们中国的“左翼之雄”
,因为像那样鼓睛暴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场来,何如闭着眼睛连不加以“一瞥”
的高妙呢?一总之,我应该感谢鲁迅先生,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来写这部《十年》。
但我在这儿还要附带着声明一笔,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曲。
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
据说小说是“寒带”
,那吗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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