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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12页）

仿吾是六月去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充任理学院的教授，同时兼着黄埔军官政治学校的教官。

他的长兄劭吾，任着第二军的军需处长，得了心脏麻痹病突然死去了。

仿吾扶着他的灵枢要转回长沙，因此在上海又凄寂地聚首了两天。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两只手来。

“这两只手！

这两只手！”

他的意思是，他的长兄留下了五个遗儿，还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

这一双手都是须得他来扶持。

他的长兄虽然在做军需处长，但当年的广东经济是异常窘绌的，军队的给养时常闹着问题。

仿吾尚未去广东时，军需处长曾写过信给他，叫他在上海设法弄点钱寄回长沙去养家。

这是我所知道的事。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跟着北伐军路过长沙时曾去看望过劭吾的遗儿，我记得顶小的一个还在母怀中吃奶，顶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家况是相当寂寞的。

尔来十几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离开了的，不知道他们的情形是怎样。

我开首是相当踊跃的，除掉自己所担任的一路之外，还到浏河、黄渡等地去视察过。

战痕的确是有点惨淡。

像浏河镇上有几条街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砾场。

那儿的东岳庙就像成了神像的野战病院一样，一些残废了的泥塑木雕，露天狼藉着。

宜兴的调查费了一礼拜的工夫。

我到过蜀山、兰右、湖汉、悬脚岭，也到过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

我有一篇未完成的《到宜兴去》，便是那次调查的纪录。

那次的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

纪录可惜没有写完。

其所以没有写完，是有一段隐情伏流着的。

孤军社的人本来有一大部分是信奉着国家主义的，和当时的醒狮派有密切的联络。

他们既委托我担任调查，并担任调查报告的总编辑，却又去找醒狮派的首领曾琦，要他在调查报告上做一篇序。

曾琦本也是我的一位旧友，但他那种近于病态的矜持和把真正爱国的人当成“国贼”

的所谓“国家主义”

，我是不能赞同的。

而他又是长于做“之乎也者”

的闱墨体的文章家。

孤军社的人要请他做序本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既志同道合，又可以得到兼收并蓄之效。

但在我，却觉得有点类似乎蕃莸和冰炭。

因此我也就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故意把我的文章拖延起来，不把它完成。

终于使孤军社等待不过，把调查报告收回去自行编辑，而我的文章也就得以免掉了作为牛溲马勃的资料。

但我那篇文章一经拖延，也终于失掉了把它写完的兴趣，我至今都是引以为遗憾的。

同样遗憾的事，是关于《资本论》的翻译。

这又是和学艺社所发生的关系。

私立大学的开设，在当时的上海颇为流行，学艺社的人也打算办一所学艺大学。

我一回沪，便被指派为筹备委员之一人，并被预定为大学的未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