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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13页）

除我而外的筹备委员们大都是有职业的，他们多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里任事。

离大学的开办还有相当的时期，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由商务出版，在翻译的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

这个意趣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尤其在商务编译所任着庶务主任的何公敢，他从东方图书馆中把须得参考的英译本都为我借了出来，他们以为这事是不成问题的，只须在编审会上通过便可以定下契约。

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终于是计划了。

这事情在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是一桩遗憾。

不过我也偶尔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我是得到了商务的慨诺，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译上的，我定然是被钉在了上海。

一九二六年往广东以及其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

一个人的生活路线，有时可以为外来的偶然的契机所左右，确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小小的真理。

《资本论》的翻译计划既归失败，结局是只好在上海滩上过着卖文生活。

这样写起来，在现在的作家眼里，或许会感觉着不愉快，因为“卖文”

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

否，文章能够卖钱，而且愈能够卖，卖的钱能够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荣耀。

但在当时的我却是视为万事失败了所剩下的一条绝路。

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

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

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

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

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便连续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

在这些作品之外，也还陆续地卖了不少的译文。

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地化成了面包的。

自己所视以为不大冠冕的事，在抱着同一封建意识的人看来，自然也不大冠冕。

例如已故博士刘半农，他在《语丝》上便挖苦过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

。

他把我和闲话家陈西滢，已故诗哲徐志摩，归诸一丘之貉。

据说骂人也是要讲点艺术的，幼稚的人剑拔弩张，阴险的人指桑骂槐，这样的骂适足以表示自己的幼稚或阴险，事实上是成为了向天而唾。

像半农博士的那种骂法，那是可以登诸大雅之堂的了。

在“上海”

下只消加得一个“滩”

字，便深得了春秋笔法。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江湖派”

者本来还是雅名，再通俗得一点，便叫“跑滩匠”

。

在上海“跑滩”

的人而“自比歌德”

——歌德者，德意志的诗圣而曾为限马国之宰相者也——不亦妄乎！

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什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

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阳。

像半农博士的那两句话，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我却记得非常深刻。

这原因自然有一多半是由于我的神经过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