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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20页）

沈、张离开泰东后，一同到过一次新加坡，沈因为是“诗人”

，偶尔在和我通信。

但他们到了新加坡之后，也没有得到成功。

在一九二四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也回到上海。

张在商报馆里编本埠新闻，沈是赋闲着的。

沈的家——记不清晰了——似乎是住在高昌庙附近。

他有一次引我到他家里去过，因为要去看他父亲的病。

他的家实在是很寒伧的，既逼隘而又肮脏。

他的老人患着瘫症，睡在楼上，楼的空间几乎被一张床所独占着的。

当时我才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听诊器、橡胶槌之类西医所必具的法宝，是随身带着的。

我替他的老人验了瞳孔，敲了膝反射，听了听心音，我断定了那病症是Tabes　dorsalis。

那是无法医治的。

后来的结果是怎样，我可不清楚了。

我生平替人诊病，除掉在学校时的实习之外，就只有这一次。

但也没有主方，没有受什么脉礼，只是为相熟的人尽尽心而已。

沈的生活是那样的情况，张也相差无几。

因此，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们两人又起心想做点书生意。

这次，自然又来找我。

我便把那《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他们。

上海的商家惯例是以端午、中秋、年底三关结账的。

他们在端午过后把书拿去付印，因而印刷，纸张等费便可以捱到中秋，等到中秋来时，卖书所得的钱已可以周转了。

故尔他们的成本，我知道，就是出了些钱来租了一间办事室，在福州路上正对着棋盘街口的一家门面极窄小的药店的楼上。

书出后，他们起初是找那药店代售的。

但不久，他们竟把那药店顶过来，便成为了自己的门面。

这，便是光华书局的诞生史。

它在出了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之后，接着便是我的《文艺论集》，接着又是达夫的《文艺论集》。

此外在中秋节前后又发行了创造社所编的《洪水》半月刊。

那书店，可以说是作为创造社的托儿所的形式而存在的。

这关系在后来创造社被封以后是尤其显著。

但这托儿所在现在是已经化为乌有了。

可怜创造社所托的儿，或者仅是我自己的儿，竟遭了那不良的褓母辗转的卖身，到了现在有好些竟连下落都不知道了。

漆树芬住在霞飞路上的一个弄巷里，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弄背抵背。

他是那年春季，由日本的京都帝大经济科毕业回到上海的。

他是河上肇博士的弟子。

漆的号叫南薰，本来是四川成都府中学的同学，要低我一级。

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我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他也到了日本。

同在东京，算又相处了半年。

虽然不同居，但于礼拜日或节日是时相过从的。

但不久便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