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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21页）

学籍虽然相同，同是经过日本的高等学校而大学而毕业，但因学校不同，学科也不同，八九年间不仅没有见过面，连信也没有通过。

南薰是一位老同盟党员，他在辛亥革命时似乎就已加入了，或者更在其前。

人不甚高，连五尺怕也不足，但并不瘦削。

眼睛有点暴，嘴角有点斜，一个龙胆鼻倒悬在闷铜色的颜面中央，颇带着矜持的意味。

有点不修边幅。

体臭颇强，尤其胁臭，大约也是由于不大肯洗澡的原故。

在中学校时，成绩是优秀的，同时对于政治的趣味似乎也很浓厚。

在东京聚首时，一谈到国事上来，总要谈得慷慨激昂，而且有点口角流沫。

这种典型的人，我在当年是不大喜欢的，——就是近年也未见得便怎样喜欢。

但在八九年后，在上海重聚时，南薰实在把我征服了。

因为居处相近，他时常肯到我寓里来，照例是那副志士风貌。

穿西装时一条领带总打不整饬，穿中装时几个纽扣总有一两个要忘记扣拢。

体臭依然布着相当有力的第一线。

但他一谈吐起来，虽同样谈着国事，同样慷慨激昂，却再不像往年那样使我生厌，否，而是使我“如听仙乐”

了。

他在上海法政大学担任了几点钟的功课，来时多是在吃过晚饭后，一谈总要谈到夜半。

有一次晚上，记得是在五卅惨案前不久，他到了我寓里来，抱着了一大包原稿。

原稿纸是通常日本人用的四百字一张的，订成了两大厚册，每册有三四百张的光景，用字数说时自当在三十万字以上。

那便是他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了。

从历次的谈话上，我早就知道，他在从事着写述关于中国近代经济的论著。

但没有想出他的著作早已告成，而且分量是那样的大。

大约也是由于同受了河上肇的影响罢，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见解，我们大抵是一致的。

我是半途出家，论事仅凭直觉，要叫我举出实证，尤其像统计图表之类，我既不拿手，而且身边没有材料，也有手难拿。

南薰却不同，他是专修这一部门的，所有一切的资料，真是取诸左右而逢其源了。

古时的刘玄德说他遇着诸葛孔明如鱼得水，我之得到南薰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在当时的感情，正好借着这个譬语来表示。

南薰说，一切材料是在大学在学的三年间注意搜集的，写是在第三年上开始，写了有一年半的光景才完成了。

这努力，这坚忍，单只这层早就是在我们侪辈中所少见的。

聪明的人更会取巧，有的在宣言：长篇大作的东西连看都不高兴看，那有闲工夫来干这种傻事！

南薰虽是慷慨激昂家，但其实性质相当小心，甚至有点逡巡。

他愁他的书没地方出版，又愁出版后没人要，因此也就煞费踌躇。

我所以答应他做序，也是想给他一些鞭策。

但他在叫我做了序之后仍然不放心，接着又去找徐谦和唐绍仪。

徐是法政大学的校长，唐在当时也是住在上海的，他们也都答应了。

但是唐的那篇序是南薰自己的手笔，仅是经过署名者的检阅而已。

最后他更找到了吴稚晖。

吴稚晖给他写了一篇很认真的长序，更把他恭维到了绝顶。

序里有一节，记得曾把他的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说是近年来使他感佩的最有价值的著作。

吴稚晖的眼识的确精明，他于风尘中发现俊士，以他那“耆宿”

的资格肯为素不相识的一位无名青年做那样无保留的介绍文章，在当时就连我这个第三者也都是暗暗地生着感谢和钦佩的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