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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着东海（第3页）

一切的准备都粗略地停当了，朋友们也先后替我们饯了行。

我们在十二月五号的下午，得到了一个通知，是六号动身，动身前会有人来接，我们须得在家里等候，我自己仿佛回到了幼年时代，自己感觉着兴奋而愉快，从此可以到我所渴慕着的地方了。

六号那一天，孩子们都穿了一身新，也非常高兴。

少数的朋友偷偷地来送行，集中在那一楼一底的房子里。

大家都兴奋着从清早等到了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快吃晚饭的时候，临时的通知来了——船不能开，发生了障碍，开船的日期，到决定后再临时通知。

这是一个意外的挫折，但还不算严重，因为船早迟总是要开的。

但就在这个挫折之后，却来了一个更大的挫折，决定了我嗣后十年乃至半生的生活路径。

那可不能不算是严重了。

十二月八号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

头痛，四十度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

自信对于疾病尚属顽强的身子，一得病便不能起床了。

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无起色，经过日本医生的诊察，疑是斑疹伤寒。

于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进病院了。

要进病院吧，也不能够公开，只好偷偷摸摸地进了一家在北四川路上的私人医院。

这是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

他和我是先后同学，而且是一位《浮士德》的研究者。

入院后在开始的两个礼拜当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觉。

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

听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

可是我依然活了下来。

病在两星期之后，渐渐地好转，虽然好得很慢。

在病院里差不多住了四个礼拜，才回到家里，但我依然是活着了。

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医生说我抵抗力强，是死里逃生。

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有一位和我约略同时得病的人，的的确确是死了。

那是桂毓泰博士的日本夫人斋藤花子。

桂博士和我是同期生，是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在北伐前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职，后来做过院长。

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事（我在北伐前，担任过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

因此在广州的一段时期，花子夫人和安娜，更因同国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她们就和姊妹一样。

就在我整理《浮士德》的那十一月的尾上，桂博士同他的夫人也由广州到上海来，他们是要一同往日本去省亲。

船过上海的时候有一夜的逗留，在当天晚上，他们是被留宿在我经常坐卧的一座亭子间里面的。

就只这么一夜，我们便分别了。

但等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头，我还在养病的时候，桂博士一个人孤影悄然地从日本回来了。

夫人呢？死了！

就在到东京之后不久，害了斑疹伤寒，死了。

事情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同时受了传染。

斑疹伤寒是靠着虱子传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