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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第9页）

——这同样的理由，对于《易经》和《诗经》也是适用的。

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

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

再次，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

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

尽管我根据的公式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体的公式拿来算圆面，岂不会弄出相隔天渊的结果来？别人见到这结论的错误，粗率一点的，岂不会怀疑到球体公式的无稽？而这个公式的正确与否，事实上我在我所根据的资料中也还没有得到实证。

那么，我的努力岂不是拿着一个银样蜡枪头在和空气作战吗？

我踌躇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

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

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这样的东西，在科学进步的国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在我们中国，却真是凤毛麟角了。

我在这时回忆到了一九一六年前后。

那时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面，曾经看见过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那样的名目。

我虽然不曾取来看过，但我猜想它会是关于古代的东西。

我就凭着这一点线索，有一次（大约就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便往东京上野图书馆去查考。

上野图书馆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但专门书籍却很少。

可我很幸运，就在目录里面却查出了有《殷虚书契前编》，而我便立地借阅了。

一函有布套的四本厚厚的线装书，珂罗版印，相当讲究。

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者罗振玉的一篇简略的序文之外，纯粹是一些拓片。

我虽然弄明白了那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而出土地小屯在洹水之南，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知道是殷朝的废墟，所以这些文字便是殷代的遗物了。

但那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

然而资料毕竟是找着了，问题我得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

我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不能由上野图书馆来得到满足，它除了有这一部《前编》而外，其他同样性质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于是我又想到了可以问津的第二个门路。

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日本，在东京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引我到附近的一座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里去过。

我记得那书店的名字叫文求堂。

那书店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书房可以让买书的人去休息，看书，店员还要向你晋茶。

那时因为我准备研究医药，和中国书没缘，后来也不住在东京，我也就只去过那么一两次。

现在我对于它感觉着迫切的需要了。

我往本乡区去找寻它。

它就在本乡一丁目，离上野图书馆不很远，门面已经完全改观了。

在前仿佛只是矮塌的日本式的木造平房，而今却变成黑色大理石的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了。

屋脊和大门顶上都点缀着一些中国式的装饰，看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

卖的中国书真是多。

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

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

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坐息。

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