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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第4页）

我在当年实在是无知，但到后来也渐渐地懂得一些了。

我要当局加以注意的那位市长某，的确是特蒙惠眷，后来便逐渐飞黄腾达了起来。

由一位不知名的铁路管理员一跃而成为中美合作的生产局副局长、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能到任）、青岛市市长。

这位情报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同美国发生了不解缘，或许还应该感谢我做了他的情报吧？反动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人，能向日本人打情报，正是证明他能“曲线救国”

而又有外援。

这不就是做大官的两项大政治资本吗？

的确，我近来时在这样想：汪公精卫可惜死得太早了。

假如他还活在今天，美国人一定要让他东山再起的，他的商品价值难道还比不上罗哈斯、李承晚，“乡下姑娘”

李宗仁之流？请想想看，“和平”

调的卖唱，本来要算此公是开山的啦！

四　文艺活功

在武汉时期文艺界是一团和气，可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四蕴皆空”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

不分党派，不分新旧，把所有拿笔杆的人都团结了起来。

作为会的机关杂志有《抗敌文艺》（月刊），由罗荪、蓬子、适夷、以群、乃超诸人主编。

此外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文坛在表面上还不算寂寞。

但是，实际呢？

战争的刺激性在初期实在太强烈，大家都被兴奋着，沉不着气。

报告文学盛行一时，小说和多幕剧绝了迹，诗歌在作着浮泛的叫嚣。

但等抗战的形势持久化，而且虚伪化，大家便都又有点泄气了。

这时期正给予作家们一个深切的反省机会。

为了抗战，为了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

而在动员和组织民众上，文艺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

然而怎么样使这认识化为实践呢？

文协在这时也适当地提出了“文章下乡”

和“文章入伍”

的口号，但可惜只能限于口号。

反动派掌握了一切，不仅文章下不了乡，文人就根本下不了乡；不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

——曾经入了伍的团队接一连二地在被淘汰，被驱逐。

怎么办？勇敢的，继续远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随着空洞的口号。

后来连这空洞的口号也换了调门，换成为“文章出国”

。

出了吗？出了多少？谁也不知道。

因而也就有少数的个人英雄索性高蹈，讽刺“前线主义”

，而强调“宣传不是艺术”

。

这其实又是人生派与艺术派论争的改头换面，问题在文艺家自己是没有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