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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第5页）

正当的解决是在延安。

几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以工农兵为对象”

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的指示，而且不仅是指示，并为文艺工作者布置了执行这指示的场所——工场、农村、军队。

才像是太阳出了土，使进步的作家们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会是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的。

地点在青年会西餐部的楼上，时间是傍晚，汉口的文化人已经疏散得可观，吃西餐的差不多没有人了。

我们三十来个人在那广漠的楼座上，围坐着一个长餐桌，纪念我们的文艺巨人。

人数虽不多，而情绪却是很虔诚而悲壮的。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

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

他的小说主要是以人民为题材，而他的杂文则是对反人民者的投枪。

对象不同，因而文体有别。

小说平易近人，杂文则陵劲淬砺。

我们是应该抓紧那种精神，而分别学习。

周公、梓年、愈之、乃超都说了话。

周公的话最为精采，他主要是强调着鲁迅的战斗精神。

鲁迅一生是处在革命时代，特别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的气焰异常紧张，而鲁迅坚守革命阵地，不屈不挠地和恶势力搏斗，为新社会催生，一直战斗到死。

鲁迅是最倔强的斗士，最慈爱的导师。

我们纪念鲁迅，也就应该学习鲁迅这样的战斗精神。

不仅限于文艺界，应该超出文艺界。

特别在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的出卖，反对个人主义的高蹈。

“疾风知劲草”

，我们在今天的“疾风”

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

据乃超告诉我，那次周公的演说辞本来是整理好了的，由《新华日报》的青年记者李密林带往重庆，不幸坐船“新升隆”

号被炸，连人带原稿一并沉没进长江里去了。

五　等待爆炸

我们是在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那儿在做着电影制片厂。

制片厂在九月底全部疏散到重庆，我们便又由杨森花园搬到鄱阳街一号。

这是在一座教会旁边的二层楼上，大小有三间房，有浴室、电话，是相当舒适的。

据说这层楼房本来是一位牧师住的地方，战事发生，牧师走了。

起先是陈铭枢在住，其次是鹿地亘和乃超同住。

鹿地亘夫妇在第二次疏散的时候，先送到长沙去了，乃超便让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