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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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流亡（第5页）

从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开过几天高级军事会议，以检讨作战经过，是南岳会议的准备会。

但在这个会议之后，军政重心又暂时移到衡山去了。

三厅前后由武汉撤退下来的两批人，在这儿驻扎在水风井的长沙师范学校。

那个学校是在教育厅和民众教育馆的背后，学生们早被疏散到别的县份去了。

前一批是由范扬和范寿康率领来的，到得较早。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月的滞留了。

但这一批朋友在长沙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是很隔膜的。

遗憾得很，我搜不出什么回忆来写。

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工作好做的。

首先是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

在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在做着秘书长。

那些党老爷们和官老爷们一向就把民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的人过问。

而我们的二范又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过境主义者，他们更不会去争取工作做了。

在这样内外相得之下，或许可以说，没有工作正好是一项成绩。

第二批到来之后，却又是疏散工作伤脑筋的时候了。

各机关都在闹着疏散，省政府的各厅已先后疏散到沅陵。

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则更往南撤，我们三厅也就不能不从事准备了。

就在这时我们的那位副厅长的范扬干下了一项小小的“德政”

，使我留下了一个很不愉快的记忆。

十二月里，在重庆不记得要开一种什么会，部里派范扬去参加。

他便关照三厅的副官处给他备一部卡车。

这事我是不同意的。

三厅的交通工具原来只有两部小汽车是部里发下的。

在武汉撤守之前不久，我采纳了朋友们的意见又买下了两部卡车，以供战地文化服务处运输宣传品之用。

不消说在流亡途中也就是用作重要的疏散工具了。

摆着那样的一个局面，摆着那么多人员和公物，我们就仅仅靠着这两部卡车和两部小汽车；而范扬却偏偏要调一部卡车往重庆，这是怎么也难令人容忍的。

我答应派一部小汽车给他，沿途有汽油站可以加汽油，坐小汽车走长路当然要更舒服一点的。

这样吩咐了之后，我和周公一道往衡山去了。

不料隔了三天回来，范扬竟逼着副官处把一部卡车开走了。

据说他还有十来个朋友，几十件行李，一架小汽车容纳不下。

我真是快把肚子都气炸了。

我把一位武汉大学出身的姓葛的副官痛斥了一场，他竟流了眼泪。

当然事情也并不能怪他，他只是受了逼迫，而且也没有想到放走了一部车子会有那么严重。

因此，我是了解的，他所流的眼泪，并不是表示他自己的后悔，而是表示对于我的抗议。

那眼泪的意思是说我过于暴躁了，或许是怪我对于范扬有什么意见，我是在作威作福。

不错，我的性情是有点暴躁的。

有时候发起脾气来我自己也不能够控制。

但我为了一部车子，为什么要那么暴躁，隔不几天葛副官自己也就明白了。

五　一幕滑稽插剧